你好作者我来回答你提出的问。
资料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史记索隐》—里,记的是,这五个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也有人,认为宋襄公根不不行,他没啥能力,基本算不上称霸。
一般来说,齐恒公,晋文公,楚庄王是没有争议的。秦穆公呢,很多人认为他当时和晋文公是同一个时代,并且他并没有在中原称霸。也不算。于是就又有下边的说法。
《荀子·王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还有其他的书记载了不同的说法。比如: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辞通》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四子讲德论》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白虎通·号篇》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汉书注·诸侯王表》
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鲒崎亭集外编》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一你?归纳二点。
一、主持诸侯会盟
在于他确曾主持过诸侯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主之位不存,宋襄公欲继承齐桓公会盟诸侯匡扶周室。但宋国只不过是一个中等诸侯国,国力不强。不过宋襄公有两点倚仗,一是他素来推行仁义,得到国人的拥护,而且在诸侯间也有贤名,算是德高望重之人。
宋国的爵位尊贵,由于宋国是商朝王室后裔立的诸侯,因此位居“五爵”之首的公爵之位,在中原诸侯中算是数一数二的,连齐国都只是侯爵,其它还有如晋侯、燕伯、秦伯、楚子等,按照周朝礼制他以公爵身份统帅诸侯也是说的过去的。
但结果我们都知道,宋公的盟会最终以楚国背信弃义,成王将宋襄公劫持而收场,再接下来的泓水之战中襄公又因对敌人也讲“仁义”的迂腐做法被楚军击败,自己也受伤身死。但是虽然如此,襄公向诸侯发出会盟邀请,大部分的中原诸侯也应邀前来(除了齐和鲁),等于是承认了他的盟主地位,虽说最后会盟失败,但他还是可以列为五霸之一的。
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对宋襄公的评价了,虽说他事实上称霸失败,也是春秋时代礼乐崩坏的必然结局,但后人对襄公的评价并不低。事实上楚国也正是因为依仗蛮力欺负礼让的襄公也最终为中原诸侯所不齿,埋下了城濮之战被晋侯重耳击败的伏笔。五霸之说有两种,其一认为是齐、晋、楚、宋、秦,这是孟子提出的,还有一种认为是齐、晋、楚、吴、越,这是荀子主张的。因孟子讲究仁义,所以评定标准不以成败,而以其为人来界定,但荀子注重现实,因此从成败的角度上主张吴越。但荀子终究没有成为儒家正朔,因此后世仍以孟子的五霸之说为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吴越所谓霸业并没有得到中原诸侯承认,当时它们虽然兴盛一时,但在中原诸侯眼中仍然是蛮夷之国。
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里面就品评了宋襄公,说他虽然因推行仁义而败于泓,但后人也因此伤感于中国的礼仪崩坏,以至于这种忠厚的老实人得到这种下场,因此宋襄以他的“礼让”得到后人的认可,位列五霸。
你好作者这是我的回答。谢谢!
好像,司马迁并没具体说过宋襄公属于“春秋五霸”吧?如果没说过,那也就与司马迁内心对襄公的“贵族精神”舍与不舍没有关系了。
恕我孤陋,史迁在《史记》里,应该从未具体讲过“春秋五霸”是谁。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五伯更盛衰”——“五伯”就是“五霸,古时“伯”通“霸”,五霸轮流盛衰,谁属五霸也轮流“坐庄”。
又在《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说:“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以讨伐为会盟主”,宋襄公倒的确干过这事。
晚了他200年的东汉赵岐,在《孟子注》说,“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
同时的高诱,在《吕览注》中,亦从此说。
但不知道《孟子.告子下》和《吕氏春秋》的本义是否确实如此。
其实,关于“五霸”是谁,还有两说。
一是,曰“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为“五霸”。少早于赵岐等的应劭《风俗通义》、稍晚的杜宇《左传注》持此说。有意思的是,高诱的《吕览注》,也收录了此说。
二是,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为“五霸”。持此说者更早,出于《荀子》的《王霸篇》和《议兵篇》。
这三种说法中,以第一种最为通行。这大约就与司马迁的说法有关了——“幽、厉之后”,说的是“春秋五霸”。春秋之前和战国的不算。
吕思勉先生说,这三种说法都有道理——“皆可从也”,“若论曾长诸侯,则晋悼、楚灵、齐景、吴夫差,亦未尝不可为霸。下逮战国之世,楚悼、魏惠、齐威、宣、湣王,亦可谓其时之霸也”。他说,不过是《荀子》最早说了“五霸”这个词儿,“自此以霸限于五云然。”
很有道理。“五霸”,只是个约数而已。
但无论如何,太史公应该没趟“五霸”有谁这一“浑水儿”。
司马迁没具体说过宋襄公属于“五霸”。
假设他讲的“五伯”里包括宋襄公,也是因为他曾经搞过“会盟”。
那么,太史公对宋襄公是否青睐有加,十分推崇他的“骑士精神”呢?应该也不是。
《史记》里,重点说到宋襄公的有两处——一是《宋微子世家第八》,另一是《太史公自序》。
《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局面。
东周开年,如《史记.周本纪》所言:“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是说,春秋初年,齐楚秦晋已经开始称霸了。
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入春秋后七十九年,也就是前645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桓公会诸侯,各发兵戌周。
《孔子.宪问》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说,齐桓公很有威望,不用武力,就可以召集诸侯会盟。
《孟子》云:“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这也是说齐桓公讲信誉,影响力大。
楚、秦、晋就不必说了,都实力很强。
宋国其实是小国。
宋襄公八年,即前643年,齐桓公去世,襄公参加了葵丘之盟,大概他很艳羡诸侯们对齐桓公的尊敬,看到机会来了,就像也搞一次同样的“会盟”。
这件事筹划了四年,十二年春季,襄公想在鹿上召集诸侯会盟。很可能觉得自己影响力不够,就请求楚国出面邀请,楚国同意了。公子目夷进谏说:“小国正当盟首,是灾祸。”襄公听不进去。结果,秋天“会盟”的时候,楚国趁机把襄公抓走了,还讨伐宋国。目夷说:“国君(襄公)的私欲太过分了。”
后来,可能是因为诸侯们都觉得楚国无礼,施加压力。宋襄公才得以回家。
十三年,宋国又起兵攻打郑国,楚国援郑,襄公反过头来打楚国。子鱼劝谏曰:“上天抛弃商很久了,不能打呀。”襄公根本不听。冬季的十一月,与楚成王战于泓水。其时,楚军尚未全部渡河,目夷说:“他们兵多我们兵少,可以趁此机会进攻。”襄公不听。楚军渡河后列阵,目夷又说:“可以打了。”襄公说:“等人家排好阵再打。”楚军排好阵后,宋军进攻,结果大败,襄公的腿还受了伤。宋国人都怨恨襄公。襄公辩解说:“君子不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阵的敌军。”子鱼说:“打仗以取胜为功绩。如果按襄公的说法,就直接给别人当奴隶算了,还打什么仗?”
这些都是司马迁的记述。尽管平铺直叙,但显然字里行间没有任何称赞宋襄公的意思,隐含的,倒是揶揄。
司马迁说:“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于宋。……赞美微子请教太师这件事,作《宋微子世家》第八”。
这是他之所以写《宋微子世家》的原因。
司马迁在这篇《世家》的最后说:“宋襄公在泓水打了败仗之后,有的君子认为他值得表扬,这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国家缺少礼节,所以表彰他,因为宋襄公具有礼让的精神。”
这话听起来,仍然让人觉得有一股讽刺味道。他说的是“有的君子”,而并非他自己。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受伤,又有哪位君子称道?”这反而像是他对此事的态度了。
宋襄公实力不够还梦想称霸,这已经十分可笑了,所以,司马迁才把目夷的劝谏写上。后来,襄公办的一件一件事情,没一件像样儿,更贻笑大方。这些,都不是司马迁编造出来硬安在襄公头上的。《左传》里,都有相关记载,包括被后人耻笑为“蠢猪逻辑”的“不鼓不成列”。
《左传》、《国语》,是司马迁很看重的参考素材。他对宋襄公的记述,应该说没啥大问题。
春秋时期的“五霸”又称“五伯”,首先见于左丘明撰写的《左传》。为什么春秋只要五个霸主呐?其实还是起源于中国的“五行文化”,算的上合格霸主身份的诸侯还有不少。将霸主的名额限制在五个,这就会让后人产生很多的争议和讨论,每个史学家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定义春秋五霸,因此春秋五霸到底是那几个人,在不同的历史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如下图: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定义“春秋五霸”,最奇葩的是清代的全祖望,居然将四个晋国的国君列为春秋霸主,他的选择自然有其自身的道理。
司马迁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有着深刻的含义,并不像我们看到宋襄公所谓的“愚蠢”做法那样看待他,而是从一个历史高度、标准来衡量他。
一、宋襄公礼让君位。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第二子,上面还有一个庶长子的大哥,他是宋国国君的嫡长子,按照封建血统论,铁定继承宋国国君的位置。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病重的时候,按照礼制任命他为太子。宋襄公奏请自己的父亲,希望将太子之位让给哥哥——目夷,他自认为自己的德行仁义赶不上自己的哥哥。他的哥哥也讲究仁义,他觉得弟弟更加仁义,一直推辞继承太子位置。兄弟两个一番推让国君位置之后,宋襄公继承国君。这一兄弟让位,在诸侯之间传为美谈,真正面对国君之位时能有几个人愿意礼让的!(宋襄公剧照,他有礼让的美德,也有争霸的企图心)
从道德操守上来看,宋襄公在春秋时期是独一无二的,其他霸主都赶不上。
二、平息齐国内乱。
齐桓公去世之时,在诸侯国大会上,委托宋襄公照顾自己的儿子公子昭。如果齐桓公对宋襄公不了解是不会将自己的儿子拜托给另外一个诸侯国的国君的,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人品还是看的非常清楚的。
齐桓公去世之后,齐国内乱,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了争夺国君之位大打出手。齐桓公饿死在自己的宫殿之中,死后67天没人处理他的尸体,蛆虫爬的到处都是,儿子们都在忙着争夺君位。
公子昭跑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救,当时来看,宋国还是一个小国。宋襄公还是义无反顾的组织了卫国、曹国、邾国等几个小国家的军队,护送公子昭返回齐国。齐国人不清楚宋襄公的军事势力,加之齐国人同情公子昭,于是公子昭继承了齐国的君位,是谓齐孝公。
宋襄公能够在齐桓公死后不负所托,平定了齐国内乱,做人做事有规矩,讲仁义。(齐桓公雕塑,堂堂齐桓公居然被饿死,死后67天没人处理尸体)
三、宋襄公仁义的失败,代表着春秋贵族时代的结束。
宋襄公是一个守旧的人,按照春秋时期的礼仪进行外交、军事行动。宋襄公在公元前639年在盂地举行诸侯会盟,大诸侯国齐国、楚国都非常不满意,都认为宋国是一个小国怎么可以称霸诸侯呐。
宋襄公的哥哥劝谏自己的弟弟在会盟时带齐人马,防备不法诸侯国在会盟之时动手,他没有听进去。结果在会盟之时被楚国人抓了,被扣押了一年才放回来。这就是宋襄公单方面以信义要求自己,而楚国却不遵守信义。
公元前637年,宋国和楚国会战于泓水,宋国军队少,楚国军队多。当楚军渡河过了一半时,手下将领要求进攻,他阻止了,认为这是不讲仁义;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手下将领要求进攻,趁着敌人立足未稳进攻,可以取胜,他又阻止了,这也是不讲究仁义;当楚军摆好阵势,和宋国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还被射中了大腿,不久宋襄公就去世了!
很多人认为宋襄公非常愚蠢,打仗和外交中讲究仁义那不是自取灭亡吗?况且宋国还是一个小国家!
这是对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历史不了解所造成的现象,假如在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军事上不遵循古代制度的话,会被所有的诸侯国乃至周王朝的上层建筑所抛弃。你在军事、外交上耍阴谋诡计,不遵循外交、战争规则等同于和整个贵族的信仰体系开战,施展这些阴谋诡计的人会被当时的时代所抛弃。
宋襄公参与争霸和他的去世代表着古代贵族精神已经没落了,是西周以来贵族所遵循的体系崩塌了。(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形象图,这杆仁义大旗在春秋争霸时早就被各个诸侯国抛弃了,世风日下,贵族没落了)
司马迁选择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是有原因的,他说:
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春秋诸侯道德水平大滑坡,宋襄公败在了世风日下上,遵循仁义就是自取灭亡,弄上他做霸主就是要世人遵循礼仪。
宋襄公被列为五霸之一,并不是他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是宋襄公有多英明神武,只不过是宋襄公的虚荣心作祟而已。
齐桓公死后,他的儿子互相争位,世子昭逃亡宋国。宋襄公记得十年前,在葵丘会上,齐桓公嘱托宋襄公,他要立公子昭为世子。宋襄公扶助世子昭回齐国继承君位,世子昭就是后来的齐孝公。
宋襄公自以为可以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的哥哥公子目夷劝他,宋国和齐国相比,三个条件比不上齐桓公,所以宋国做不了霸主,但宋襄公不听。
宋襄公约会滕、曹、邾、鄫这样的小国,会盟于曹国之南。曹、邾二君先到,鄫君、滕子婴齐后到,宋襄公很不高兴,这样的小国如此怠慢他,宋襄公要重罚他们立威,把滕子婴齐关押,把鄫子烹而杀之,以祭睢水之神。滕子婴齐大惊,派人重贿求释,宋襄公才放了滕子婴齐,曹国国君也回国。宋襄公大怒,派兵伐曹。
当时郑文公首先朝楚,约鲁、齐、陈、蔡四国之君,与楚成王会盟于齐境。宋襄公大惊,担心宋国不能和齐、鲁争衡,也担心公子荡伐曹失利,贻笑于诸侯,所以召回伐曹的公子荡。曹国又怕宋国再次讨伐他,派人向宋襄公谢罪,宋国和曹国重新交好。
宋襄公一心想做霸主,看见小国纷纷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结盟,心中愤急。宋襄公听取公子荡的建议,花钱重贿楚国,楚国答应宋国来年春天相会于鹿上之地,鹿上是齐国地盘。宋襄公派公子荡到齐国和齐孝公相约,会盟鹿上,齐孝公当然同意。
来年春天正月,宋襄公先到鹿上,筑盟坛以待齐、楚之君。二月,齐孝公来到鹿上,尽地主之谊,礼敬宋襄公。二十多天以后,楚成王来到鹿上,宋襄公把自己定位成老大,齐侯次之,楚国当时还是子爵,所以称为楚成王为楚子,宋襄公把他排在齐侯之后。
几位诸侯共登盟坛,宋襄公毅然以盟主自居,先执牛耳,并不谦让,楚成王非常不高兴,勉强完成结盟程序。
宋襄公想借助楚国、齐国之威,邀请诸侯在当年八月来宋国会盟,他先让楚成王署名,然后请齐孝公署名,齐孝公很不高兴,不肯署名,齐孝公说:“有楚不必有齐。寡人流离万死之馀,幸社稷不陨,得从末歃为荣,何足轻重,而亵此简牍为耶?”宋襄公没有听出齐孝公的话外音,自负地认为他对齐孝公有恩,他认为这是齐孝公的衷肠之语。
楚成王也想做霸主,他回国以后,和众臣商议,大夫成得臣建议:“宋襄公为人好名无实,轻信而寡谋,若伏甲以劫之,其人可虏也。”楚成王同意,准备劫宋襄公以示威,劫了之后又放了宋襄公又可以示德。派成得臣、斗勃二人为将,各选勇士五百人操演听令,预订劫盟之计。
宋襄公的哥哥公子目夷提醒宋襄公,说楚国是蛮夷,其心不测,楚强而无义,自请伏兵百乘在三里之外,以防不测。宋襄公对目夷说:“子鱼太多心了。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宋襄公不听目夷的劝告,派人在宋国盂地筑起坛场,增修公馆,极其华丽。
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如期而至。齐、鲁二君未到。
登坛歃血为盟的时候,要推举盟主,宋襄公自以为楚成王会推举他为盟主,没想到楚成王自己占了第一的位置,自立为盟主,宋襄公一肚子的气,和楚成王吵起来,其他的诸侯畏惧楚成王,都说是奉楚成王之命而来。楚国成得臣、斗勃脱去礼服,指挥楚国军士飞奔上坛,牢牢控制住宋襄公。跟随宋襄公的公子目夷趁乱逃回。
楚成王抓住宋襄公,让楚军把公馆仓中粮食等物资劫掠一空。楚成王当着诸侯的面,细数宋襄公的六大罪状。宋襄公非常后悔没有听目夷的话。
宋襄公被楚成王抓获,宋国君臣拥戴目夷为君,楚国攻打宋国,不能取胜。楚国因为鲁国和宋国曾经是葵丘同盟之国,对楚国不太尊重,楚成王听取成得臣的建议,退兵亳都,请鲁侯到亳都相会,成得臣料定鲁国是礼仪之邦,必然为宋襄公求情,这样可以一举得到宋国和鲁国的交情。
鲁侯来到亳都,请楚成王释放宋襄公,然后尊楚成王为盟主,在亳都重新筑盟坛,邀请诸侯在亳都歃血为盟。楚成王在会盟的头一天,释放宋襄公。宋襄公听闻公子目夷即君位,为了避嫌,他想投奔卫国,目夷派使者请求宋襄公归国,重新拥立宋襄公为君。
宋襄公还是死性不改,听闻郑文公到楚国朝礼,大怒,不听公子目夷的劝告,倾全国之兵伐郑,郑文公向楚国告急,楚国派成得臣、斗勃为大将,兴兵伐宋。宋、楚两军在弘水边交战,宋襄公的假仁假义害得宋军惨败。楚军还在渡河的时候,《史记》记载是目夷建议宋襄公在楚军半渡弘水的时候攻击楚军(《东周列国志》说是公孙固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指着写有“仁义”的大旗,不同意半渡击之。结果宋军大败,公子荡战死,宋襄公身负重伤,被大将公孙固救回,不久死去。
当时的大国、小国都不服宋襄公,宋襄公其实就是一个假霸主。
宋襄公以仁义自居,他做了两件仁义之事。一个就是:宋襄公和他的哥哥公子目夷在继位的问题上互相礼让,这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仁义礼让是司马迁十分推崇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宋襄公被楚成王抓获,公子目夷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宋国国君,但是,楚国退军以后,目夷主动迎回宋襄公,再次拥立宋襄公为宋君,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再就是宋襄公遵守齐桓公嘱托,扶助齐世子昭回齐国为君。
宋襄公的假仁假义表现在他把鄫子烹而杀之;郑国向楚国朝礼,宋襄公倾全国之兵讨伐郑国;楚国救援郑国和宋国交战,宋襄公却以仁义之名,不肯半渡击之。战场上只有胜负,杀人流血,哪有仁义可言?偏偏宋襄公竟然闹这样的千古笑话。
“春秋五霸”有很多版本,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宋襄公。关于这位仁兄,不同史料的作者对其抱有不同的态度,总体来说,儒家对其持赞赏和同情的立场,因为他是礼制的卫道者,以近乎自戕的形式,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捍卫礼乐尊严,颇有悲壮色彩。而法家或形儒实法者,多对其持否定、批判,甚至嘲讽的立场,认为其不恤兵民,是机械军事主义的代表,僵化愚蠢的典型,其“成就”完全与“霸”不沾边。
其实,怎么评价“春秋五霸”,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怎么理解这个“霸”字。当时的“霸主”之霸,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霸王、霸气、霸道是不一样的,确切地说应该是“春秋五伯”,即“方伯”,也就是替天(子)行道的领导者,尊王攘夷的模范。从这一点来讲,宋襄公是完全合格的(虽然结果不如意),齐桓公表面上是合格的,秦穆公是周天子送人情加分才算合格,楚庄王是不屑合不合格,而阖闾、夫差、勾践之辈,只图争霸则远远不合格!
关键是“霸”的定义是什么。
上天的雨露☔️降下,由占据革月(非满月)地位的君主行使训诫权,就被称之为“霸”,离君王行使训诫权的“王”者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认为,王者是天下共主,其实质就是部落联盟首领,是一个“武林盟主”,指挥下面的各帮各派。
“霸”,就是部落联盟区域内的领主,或者大帮大派的掌门人,行使一定范围内的训诫权,督导大家接受周王朝这个天下共主的领导,接受“武林盟主”的指挥。
“霸”,基本就是一个“聖人”的概念,“聖人”,就是为“王”担任“耳朵听”或者“嘴巴说”的角色,“霸”的主要表现就是为王发挥“嘴巴说”的职能。
周王朝是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奉道家这个儒教祭司阶层“小国寡民”思想的指导立国,进行分封,结果众多的“小国”通过征伐形成了很多“中国”,就形成了“春秋五霸”,其身份相当于武侠世界的刑堂长老。
春秋之后,国家间的征伐、兼并此起彼伏,“中国”渐渐合并为“大国”,形成“战国七雄”,这样就导致周王朝的“小国寡民”管理智慧的彻底破产。
在郡县制的概念出现的背景下,王权在法家上台之后逐渐演变为皇权,霸权在法家上台之后逐渐演变为相权。
是贡献和推崇
有些朋友提仁义这个词,在春秋战国时代仁和义是分开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侯架空天子,大夫架空诸侯,周礼无法复,孔子无奈之下,才提出了仁这个词,到了战国时代杀戮不休连仁都无法保持了,孟子提出了义,实际有点自欺欺人。五霸这个词不是司马迁先提出来的,但史记名气大司马迁又给五霸做传,所以人们印象中就只有司马迁的五霸,宋襄公一直是五霸中受争议的人物,我以前一直觉得名不符实,小国君王,又没有赫赫战功,但在正选中,相较之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比他实合当正选,后来才有了不同感悟,宋襄公注重的是德,齐桓公临终托孤,宋襄公没有半渡而击楚军,你可以说他迂腐,但你不可说他虚伪,他坚持的是那个时代的制度。相反阖闾、勾践人品低下,一个为了当国君谋划已久刺杀兄弟僚,到处追杀侄子;一个谗媚事敌,为了消灭敌人尝大便,送美女无所不用其极。两人都成了霸主也不太光彩,相反宋襄公虽一败涂地,兴事还算光明磊落,就是史书因为他败仗而把他说的不堪,他以德服人,列为五霸也未尝不可
春秋五霸有很多版本,太史公司马迁却认为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我想是因为以下几点:
总之就是一句话:爵位高,有品德,符合儒家思想,开过诸侯大会。
在司马迁的影响和儒家思想的越来越重要,后世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宋襄公的愚蠢式仁义,唐朝的《史记索隐》中正式把宋襄公定为春秋五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