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战国时代秦国如何一步步崛起并最终一统华夏，我们可能最先想起的就是商鞅变法。贾谊在《过秦论》中言之凿凿“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从秦始皇嬴政往前倒推五代君主分别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以此观之贾谊也认为：秦之崛起始于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其实秦国的崛起之路早在商鞅变法前就已起步。
公元前415年秦灵公逝世，本来太子嬴师隰理当继承秦国君位，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灵公的叔父悼子以嫡子年幼，便夺位自立为国君，即秦简公。太子嬴师隰和母亲一起被流放陇西河谷，这年嬴师隰只有五岁，他还不明白权力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以为自己回和母亲一起在陇西河谷平静度过余生。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嬴师隰的日渐成长，秦简公对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于是秦简公决定派出杀手斩草除根，嬴师隰被迫隐姓埋名四处流亡。昔日的国君之子却沦落为一个流亡者不能不令人感叹世事无常。
嬴师隰十岁那年感觉自己在秦国再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于是逃到东边的邻国魏国，此后他在魏国经历了29年的流亡生涯。此时的魏国正是霸业鼎盛时期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国力强盛，奠定此后魏国长达百年的霸业。魏国名将吴起打造了精锐的魏武卒并率领这支铁军于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击败秦军，完全夺取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占有的河西之地（在今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秦国朝政被世家大族把持，甚至连国君的废立也是由世家贵族做主。在被吴起重创后秦国只占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几有灭亡的危险。
魏国变法后欣欣向荣的局面和秦国的亡国之危都没能逃过嬴师隰那双锐利的眼睛，也许在这段流亡岁月中他就已经开始思考秦国未来的出路了。魏国方面则将嬴师隰视为自己手中的一张好牌——毕竟他是秦国的前太子，这一身份如果运作得当将大大有利于魏国的霸业，因而魏国给嬴师隰的待遇很优厚。这使嬴师隰得以一方面研究学习魏国的强国经验，一方面密切注视秦国国内的局势。
秦简公十六年（公元前400年）秦简公去世，其子秦惠公即位。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去世，其子秦出子即位。秦出子即位时年仅两岁，故由其母主持朝政。由于秦出子的母亲重用她的亲戚和身边的宦官，这使得她和秦国的世家大族势力矛盾日深。秦出子的母亲为笼络人心，赏赐过多，使秦国的国库空虚，不得不加重税率以增加国库收入，引起地主和自耕农的强烈不满。一时之间秦国上上下下怨声载道。
秦出公元年（公元前386年）魏国当时的国君魏武侯派人告诉嬴师隰：魏国要支持他归国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秦国君位。嬴师隰并没对此事立即表态，因为他明确知道魏武侯支持自己归国的用意：魏国善待自己将近三十年，此前一直没有提出要送自己归国，本意就是要把自己留在刀刃上使用。而此时魏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正是要利用自己的时候。嬴师隰虽然有强烈的归国执政愿望，但他知道：秦国与魏国是死敌，如果是魏国送他回去，自己肯定不会受到秦国人的欢迎——弄不好秦国街头会有人拉起横幅，上书“打到魏帝国主义的傀儡走狗嬴师隰”。另一方面由于自己是在魏国支持下才取得政权的国君，必然要受到魏国的制约，而对秦国不利。
嬴师隰不愿做有损于秦国利益的事，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拒绝魏武侯——否则他将永远丧失回国执政的机会。甚至情况可能会演变得更糟：秦国和魏国本来就是死敌，魏国的反秦思潮一直有极大的市场，自己之所以受到魏国的礼遇，完全是因为自己对魏国而言有利用价值——这利用价值就是利用自己在秦国残存的影响力扰乱秦国而使魏国坐收渔利；如果拒绝魏武侯，自己就成为对魏国没有价值的人，那么魏国很有可能会选择将自己送给实际执掌秦国朝政的秦出子母子以缓和魏秦关系，而这对嬴师隰而言几乎就意味着死亡，而且不仅仅只是他本人的死亡，连同他的家人和追随者都会被斩草除根。嬴师隰思考再三后对魏武侯的使者说：“非常感谢贵国君侯和先君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我不愿君侯再为我而分散力量。我打算自己独自归国，对魏国的护送之意我心领了。”
魏武侯得到嬴师隰的答复后很是高兴：嬴师隰只要一回秦国，自己扰乱秦国朝政以便浑水摸鱼的目的就实现了，至于秦出子母子和嬴师隰之间的政治斗争谁胜谁败与魏国都没多大瓜葛——如果秦出子母子得胜就说嬴师隰是被魏国驱逐回秦国的，借以缓和魏秦关系；如果嬴师隰获胜就以魏国曾收留过嬴师隰为名进行领土和政治上的讹诈。高兴之余的魏武侯赠给嬴师隰车马和大量金银珠宝并问他何时启程，到时好为他饯行。嬴师隰说至少得需要一年，到时定向魏武侯辞别。魏武侯虽然不是很高兴，但还是礼貌地与嬴师隰道别。此前嬴师隰也曾想过利用秦国的内政不稳夺回君位，但他不愿意接受魏国的帮助，受魏武侯的摆布。魏武侯的建议让嬴师隰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反倒迫使他立即开始夺权的准备活动——因为再不行动，一旦自己对魏武侯失去利用价值，难保魏武侯不会扶植秦国的其他公子建立一个亲魏国的傀儡政权。
嬴师隰虽因政治斗争的缘故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并曾屡次险遭杀身之祸，但即使在他落难流亡之际身边也一直有一群忠实的部下跟随。在追随嬴师隰的人当中不乏能力杰出的，嬴师隰让他们悄悄潜入秦国联系与秦出子母亲不和的大臣，在民间散布公子连（联系与秦出子母亲不和的大臣，在民间散布公子连（嬴师隰离秦之前的小名叫连，他是秦国公子，所以秦国人一般管他叫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然而光散布消息是没用的，任凭你空口白牙说得天花乱坠也收买不到能为自己卖命之人。事实上嬴师隰对魏武侯那番虚与委蛇成功对其进行了战略忽悠，在收到魏武侯送来的资金后嬴师隰一点也没浪费——全部用来交接豪杰义士，暗中争取秦军的将领。我们要知道魏武侯何许人也？那可是当时的天下霸主，打得秦国几乎亡国的主，能没两把刷子吗？嬴师隰能成功对其进行战略忽悠，也算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了。
很快嬴师隰派到秦国的间谍们传回消息：秦国人对当年公子连君位遭叔祖秦简公夺走的遭遇都很同情。秦简公在位期间秦国朝政腐败，国力羸弱，丢掉河西地，秦人对秦简公都很有怨言。秦简公之子秦惠公在位期间秦国没有什么作为，只能自保。秦惠公死后两岁的儿子秦出子即位，秦国更是进入到秦出子母亲执政的混乱局面。秦人对秦国的这种危险状况都很担忧，希望秦国能够出现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大家走出困境，重现春秋时代穆公称霸时的强盛。秦国许多大臣不满秦出子母亲重用本家亲属的做法，愿意配合公子连推翻秦出子母亲的统治。秦国的自耕农和地主在听说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后都盼着公子连的早日归来。
经过一年的筹划嬴师隰觉得时机成熟，便准备动身。在与魏武侯辞别时公子连与魏武侯盟誓：嬴师隰感谢三十年来魏国对自己的盛情款待，如果自己成功地夺回君位，秦国保证在魏武侯在世之时不与魏国为敌。这个誓言让魏武侯很不舒服。秦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秦国庶长改在河西迎立嬴师隰为君，是为秦献公。秦出子母亲得知后命令军队前去消灭秦献公一伙。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秦献公收买，在路上说服手下人，前去迎接秦献公。沿途闻讯而来迎接秦献公的秦国百姓很多，秦献公在这些人的簇拥下进入秦国的都城雍城（今陕西省宝鸡市），杀死秦出子和他的母亲，夺回君位。
就这样秦献公这个辗转流亡三十余年的老太子终于回国继承国君之位，然而他所面对的局势是无比凶险的：秦国在失去河西之地后实际上东部天险关隘尽失，这意味着魏军随时可以再打进来。而秦国的世家大族势力既然能拥立秦献公推翻秦出子母子，自然也有实力推翻秦献公。与此同时由于被魏国死死封锁，秦国失去了和中原各国交流的渠道，日渐被中原诸侯视为西戎蛮夷，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体系之外。这一切在秦献公看来：都是应当改变，也必须改变的。问题是他用了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切呢？
流亡在外三十余年的秦献公终于得以回国继位，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他必须思考破局之道——破局之道说起来简单做起了难，那就是变法改革。这点早在他还在魏国流亡时就已看得一清二楚：身处变革的时代如果拒绝变革就只会被时代淘汰。客观而言：秦国的改革并非始于秦献公，而是始于他的政治对手——昔日的秦简公，只不过秦简公的改革涉及的领域并不广泛，也没起什么效果。
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简公令官吏带剑以防身，这是秦国革新礼制的一大措施；次年又允许百姓带剑。在此之前的秦国只有贵族才有佩剑的资格，简公希望以此塑造秦国百姓的尚武风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项改革措施对打造后来秦国那支虎狼之师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至少在简公在世时看不出有多少成效。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开始“初租禾”改革——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对这两项改革秦献公不仅进行了继承，而且更加深化。
此前秦国的土地都是世家贵族的封地，农民其实都是为世家大族耕种的农奴，随着“初租禾”改革的推行，在秦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地主和自耕农。在秦献公看来：这些人就是自己和世家贵族势力抗衡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于是“初租禾”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秦国以法律形式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保障百姓对自己所开垦土地的所有权，这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绝对是一项亲民政策——毕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秦献公利用这一政策既获得了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又削弱了世家贵族的势力。公元前378年秦献公又开始推动市场管理的改革——对工商业征收新税，推动秦国商品市场的发育，同时也为秦国的财政收入开辟了新税源。
另一项改革措施也直接令下层人民欢欣鼓舞：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废除自秦武公起秦国实行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殉葬制度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无耻最不人道的制度（没有之一），当然客观的说：秦献公之所以废除殉葬制度不是因为他对殉葬的奴隶有多少同情之心，而是出于他变法强秦的整体规划——春秋战国争霸其实说穿了就是要做到以下四点“地能尽其利，地尽其利，货尽其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所谓地尽其利就是土地得到最大的利用——用单位面积的土地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所谓货尽其流就是货物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交换；物尽其用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闲置浪费；所谓人尽其才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人才被埋没的现象。这其中人是最宝贵的，因为任何事都必须由人来完成。但无论其出自何种目的，废除殉葬制度总归是历史的进步——对秦国的底层民众而言：仅仅凭借下放土地、废除殉葬这两项制度秦献公就应该是他们心目中最杰出的统治者；齐桓、晋文虽是一代霸主，可说到底和百姓有何干系？与废除殉葬同时进行的还有鼓励生育的措施，借以增加秦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兵源。
第三项改革措施其实也是大大有利于秦国民众的——《大秦帝国》中告诉我们：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是由世家贵族把持的，平民子弟即使立下功勋也无法晋升。其实秦国历史上真正第一个提拔平民子弟入朝为官的是秦献公。秦献公敏锐意识到：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下放，新兴的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的实力将日益壮大并将逐渐成长为自己和世家贵族抗衡的有力工具。遗憾的是秦献公时代世家贵族势力依然强大，他只能凭借自己作为国君的权力提拔一部分自己中意的平民子弟，还没能像商鞅变法之后那样建立完全以军功授予爵位的制度体系。
第四项改革措施是于公元前379年效仿楚、魏等国早已实行的县制——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武王伐纣创建西周王朝之后实行分封制：当时实际上是进行层层递进的分封——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国君，诸侯们的封地称之为国；在诸侯国内部又将国内土地分封给本国的贵族大夫，称之为家，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只有贵族才有家，生活在贵族封地上的百姓都随贵族一个姓，至于奴隶本身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谈什么家呢？春秋时代楚武王率先打破这一惯例——在楚国境内设立由国君直接通知的县，而不是贵族封地，这实际上日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雏形。到秦献公时期楚、魏等国早已实行县制多年，秦国却依然还是各家贵族势力割据的状态。除了设立由自己直接统治的县之外，秦献公又放出了一个打击贵族势力的大招：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对秦国的基层管理单位进行重新编制——把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因而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然而秦献公的着眼点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护秦国的社会治安，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百姓牢牢树立起国法的概念，让他们明白：自己首先是国君臣子，而不是哪家贵族的家奴。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对于秦献公的一系列改革，秦国的新兴地主十分支持，而奴隶主却越来越有意见。奴隶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国君的封赏，地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开垦荒地和购买。秦献公的政策无疑是支持地主经济，而秦献公本人很少将土地赏给贵族。秦国的奴隶主们受到很大的抑制，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地主，采取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秦献公对这些人的做法很支持。但毕竟秦国的奴隶主势力是一个传统势力，尤其是在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秦国的西部依然很强大。奴隶主控制的西部与新兴地主控制的东部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因为秦国的土地数量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而使他们对现有土地进行争夺。当然还有对权力的争夺。尽管对于土地和庄园的经营，奴隶主明显不如地主在行，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却是同样强烈的。秦献公决定用战争来转移紧张的国内矛盾，抢夺邻国的土地来缓解国内对土地的强烈需求。秦人对与中原的交流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也是秦献公一直就有的梦想。实际上此时的秦献公并不打算完全抛弃秦国旧日奴隶主贵族阶层，而完全依赖于新兴的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而是希望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毕竟他主要是靠奴隶主贵族夺得政权，却在夺取政权后又要靠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来变法图强，所以他也不希望奴隶主和新兴的地主、农民之间彻底撕破脸。然而秦国国内的土地开垦已近饱和状态，在那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年代秦献公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安抚两派了，那就只有把目光转向国外——靠夺取别国土地来缓和国内矛盾。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秦献公见韩、魏两国威胁周天子，便决定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秦军在洛阳打败韩、魏两军，得到周天子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往昔的荣耀，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外战。秦国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这场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秦国人的士气，在此之前秦国与魏国交手就从没战胜过，如今居然打败了天下霸主魏国及其盟友韩国组成的联军，况且此战是以匡扶周室为旗号，可谓师出有名。在乱世之中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同时具备实力和大义——经过秦献公的改革，秦国国力已有提升；如今获得了周天子的赞赏使秦国拥有了一面在当时的话语逻辑下正义的大旗。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下令秦军攻打魏国，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国境内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人，取得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秦献公把这些土地赏给地主和贵族，国内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周天子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秦献公被赐予与秦穆公一样“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魏国将领公叔痤，攻取庞城（今韩城东南）。公叔痤早年在魏国对秦献公不薄，秦献公在盛情款待一番后将公叔痤放回魏国。《大秦帝国》中将这段改成了献公死后孝公嬴渠梁将公叔痤放回属于艺术加工，与史实有出入；另外献公在少梁之战中也没中魏军的毒箭，少梁之战其实是以秦军获胜告终。
秦献公的时期的改革虽然不彻底，但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电视剧中为衬托秦孝公继位时秦国的艰难处境，将少梁之战描写成致使秦献公丧命的原因，又绘声绘色地描写魏国趁秦献公新丧联合五国图谋分秦。其实秦孝公继位时秦国的处境的确艰难，不过已不似其父秦献公即位时那般岌岌可危——毕竟刚刚经历石门、少梁两次大捷，其实魏国已经对秦国已经有所忌惮。这时的秦孝公只有21岁，是不是和《大秦帝国》中侯勇老师所扮演的形象差距很大呀？不久秦孝公就结识了36岁的商鞅并委以变法强秦的重任，放眼当今世界政坛二三十岁就成为一国元首或高官的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商鞅在和秦国守旧势力甘龙等人的论战中大获全胜，坚定了秦孝公的变法决心。商鞅深知自己的变法是要和秦国所有老世族为敌，他所可以依赖的除了秦孝公之外就只有秦国的百姓了，所以他必须取信于民。于是他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可之前官府的政令朝令夕改从没兑现过，被骗惯了的老百姓的对官府的文告持怀疑态度。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搬起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
商鞅以南门立木的方式取信于民，终于得以在秦国颁布新法令。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效法魏国李悝的《法经》改革秦国的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将民户按什伍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要他们相互监视,纠举“奸人”,隐藏不报者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不告奸者腰斩。也就是说在秦国任何人都有告发犯罪的义务，如果有人见到他人犯罪不加阻止不予告发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会被追责的。至于你告发之后受不受打击报复朝廷不管了，看你是怕罪犯还是怕朝廷。有人可能觉得：要是有人天生胆小，他就是怕罪犯而不敢告发，这不是成了正不胜邪了吗？别忘了那句”不告奸者腰斩“，当时的秦律实行严刑峻法——弃灰于道者斩，就是说在大街上乱扔垃圾都是死罪，更别说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了。要是有人敢不告发，腰斩之刑搁那儿等着，总之必须在罪犯和朝廷之间选择一个敬畏的对象。
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之前的秦国官职被贵族世家垄断，平民子弟无论立下什么功劳也得不到晋升。秦献公时期开始打破这一传统，但秦献公只是凭借自己的国君之尊偶尔提拔几个自己信任的平民子弟，而没有一套明确的官爵晋升制度。商鞅正式建立以军功授爵的制度——平民子弟只要在战场上为国家立下军功即可授予相应的爵位，功劳越大爵位也相应越高；贵族子弟若无军功则不得世袭祖先的爵位。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按商鞅的理念：秦国只需要两类人——为国征战的战士和为战士提供粮草的农夫，所以要奖励耕种并按粮食产量换算成相应的军功授予爵位。与此同时要对商业贸易征收重税以满足国家征战所需的经费。
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在商鞅看来儒家和其他百家的经典书籍都是无用之物，六国的游学士子多是虚妄浮夸之人，只会引经据典空谈误国，不能真正埋头苦干。允许这些书和人在秦国存在只会削弱秦军的战斗力和秦国的生产力，所以必须严格将这些对秦国有害的书和人禁绝在秦国之外。所以张仪、吕不韦等人若是在此时入秦，结局一定糟糕，因为此时的秦国最排斥的就是耍嘴皮子的游学士子和生意人。
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凡成年子女强制与父母分家，避免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互相依赖进而影响生产效率，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完成上述变法后商鞅又开始规划营建秦国的新都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大力营建新都咸阳，以便向函谷关以东发展。
统一度量衡制度，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这实际上是将原来生活在各家贵族的世袭封地上的百姓正式编入国家户籍并征收赋税。
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后两项政策其实在第一次变法时就已有所涉及，在第二次变法中只是更加深化强化。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它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更重要的是商鞅变法所确立的郡县制度、中央集权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主流，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和西方国家一样出现过分裂动荡，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所谓万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说秦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政体，而这种政体在秦国的诞生正是肇始于商鞅变法。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嬴驷甫一登基就将主持秦国变法大业的商鞅族灭，以此安抚秦国老世族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也让秦国百姓知晓在商君之上秦国尚有自己这位国君，也就是说嬴驷杀商鞅是他巩固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大战略中的第一步。当老世族以为商鞅已除而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之时嬴驷又将屠刀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至此秦国国内再无任何势力足以对嬴驷的权力构成挑战。
嬴驷在巩固了自己在秦国国内的权力后就继承和发扬秦国历代先君的遗志——东进攻魏以收复秦人失地：秦惠王八年（公元前330年）嬴驷派遣大良造公孙衍破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魏以河西地予秦。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秦军攻魏并成功夺取河东的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及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次年秦军乘胜攻魏，又取得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魏国在秦军数次强大攻势之下又被迫割让上郡15县（今陕西东北部地区）给秦。至此秦国不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而且在黄河的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前进阵地。
秦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嬴驷仿山东六国做法自称为王。在此之前秦国的历代先君的爵位为公：秦穆公、秦献公、秦孝公等等，从嬴驷开始秦国君主才正式升级为秦王。称王只是嬴驷走向争霸天下道路的第一步而已——从商鞅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秦惠文王嬴驷报私仇而不废公法，可谓识时务者。他知人善任起用张仪以连横之计分化瓦解六国，又任用樗里疾、嬴华等人为将伺机东出。
秦惠王十二年（前313年）张仪奉嬴驷之命入楚忽悠楚怀王背弃与齐国的盟约，楚怀王贪图张仪许诺的商於六百里土地而背弃与齐国的盟约，可等楚使赴秦办理交割手续时张仪却说：自己许诺的不过是自家的六里封地。秦国在诓骗楚国后又联合齐、魏、韩等国合击楚国，使原本与秦、齐并立的楚国逐渐失去与秦争天下的资本。公元前316年嬴驷遣张仪、司马错灭巴、蜀二国，稳定了秦国南部疆界的同时取得了日后东出争天下的兵源和粮食基地，还获得了顺江东下攻楚的捷径。
在东出同东方六国交锋的同时秦惠文王嬴驷也在西部开辟了针对义渠的战场，事实上秦和义渠的战争丝毫不晚于同东方六国的：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嬴驷趁义渠内乱迫使义渠王主动前往秦国朝见，至此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公元前320年嬴驷甚至还十分高兴地到义渠之地巡游一番。然而义渠的游牧经济是相对脆弱的——当遭遇天灾牲畜减产时他们就会再度骚扰秦国边地。从这时起秦与义渠逐渐进入一种官方层面相对和平，而义渠治下的酋长贵族们仍时不时到秦国打秋风的局面。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并向魏国朝贡。正在魏国谋划合纵之策的公孙衍敏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动员赵、韩、燕、楚四国与魏国联合攻秦的同时又策动秦国西部的义渠，从而在秦国背后插上一把利刃。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然而公孙衍早就提醒义渠王：“秦若东面无事必会征伐大王；若东面有事必厚礼以赠大王”。于是义渠王起兵伐秦，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
秦惠文王嬴驷报私仇而不废公法，任贤相而擢名将，施连横之计以弱诸侯，收巴蜀以为东出基地，征义渠以稳固后方。如果说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崛起的基石，那么在秦惠文王嬴驷手中秦国已然踏上东出争天下的道路。
大致就是这时秦国迎来了一位饱学之士——荀子，他在造访秦国后留下这样一段话“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秦国山川险固、民风淳朴、吏治清明。这还是后世史书中那个虎狼之秦吗？此时已是商鞅变法之后的事了，难道说奉行法治的秦国在荀子这个儒家代表人物眼中更实现了儒家眼中的教化？其实秦国的崛起绝非法家一家之功，有一个群体早在法家之前就已在推动秦国的崛起了，这个群体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的墨家。
墨家是一个致力于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组织，素来以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为宗旨。按说这样的组织应该和奉行法治崇拜强者的虎狼之秦没什么共同语言啊——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不是素来认为“侠以武犯禁”吗？墨家巨子腹朜之子在秦国杀人，虽得到秦惠王的赦免（要知道此时已经历过商鞅变法的秦国是实行严刑峻法的，很少有国君亲自出面赦免杀人犯），但腹朜以墨家家法加以拒绝道：“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于是在惠王已特赦的前提下以墨家之法杀之。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既然秦国和墨家不对脾气，为什么墨家却在秦国公然活动？而秦惠文王还对墨家表现得格外礼遇——甚至不惜为此罔顾秦法？
事实上墨家在秦国的活动甚至先于法家——早在秦孝公嬴渠梁之父秦献公嬴师隰就在自己对秦国的初步改革中开始重用墨家，当然这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事——毕竟秦献公的改革很多是符合墨家理念的，比如下放土地、废除殉葬、重用平民......可在秦孝公起用商鞅进行变法之后秦国和墨家的理念就开始出现分歧了。关于商鞅变法的具体细节以后我会有撰文介绍，这里只提一点——商鞅变法实际上是要把所有秦国人变成两种人：为国家作战的战士和为战士提供粮食的农夫（朝堂官吏作为管理这两种人的人倒是例外），所以商鞅变法排斥一切商人、游侠、士子进入秦国。如果张仪在秦孝公时期入秦下场会很惨，因为当时的秦国压根就不喜欢玩嘴皮子的；如果吕不韦在秦孝公时期入秦也会很惨，因为当时的秦国也不喜欢做生意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用《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宁静饰演的芈八子的话说“秦国可以称为穷国”——除了打仗和种地的就没别的什么人了。
那么商鞅变法这么做对不对呢？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六国的商人、游侠、士子中的确有大量虚言浮夸之徒，就靠一张嘴卖弄，啥实事都干不了；说不对是因为六国的商人、游侠、士子中也有不少求真务实，深具经天纬地之才的人士。对秦国而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长期被魏国压制的局面，而要改变这一局面最需要的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和供养这支铁军的粮草，所以商鞅变法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秦国这一主要目标在努力。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我们个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真正最想要的是什么并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目标去配置资源，其它的次要目标该放弃时就得放弃——有舍才有得。可当秦国在度过自己最艰难的岁月后再完全依照商君之法就日益显露出弊端了，这恰恰也是商鞅自己所反对的：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变——任何制度都是有时效性的：过去给国家带来好处的制度随着时代的演变可能会结出苦果，只有适时适度适当地损益变化才真正契合变法之道。
秦惠文王深刻洞悉了商鞅变法的精髓，所以他虽然杀了商鞅，但并不废弃商君之法，然而他也不打算固守商君之法，他要对商君之法进行损益变化——任用纵横家张仪就是这一变化的绝佳体现，秦孝公时代秦国只重视国内的农业生产和对外的军事战争，而对邦交一向不太重视，然而秦惠文王意识到：有时好的外交谋划可以代替军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他可以接受容纳墨家在秦国生存发展的原因——秦惠文王虽然保留了商君之法，但在治国理政上他是异常现实的，用《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的话说“势利之人”，只要对秦国有利可图之事必为之。而墨家从来就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学派——他们不是坐而论道，他们既要说更要干，如果遇到打仗，他们会冲到第一线赴汤滔火，死不旋踵。这就使双方有了契合之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法家制度的长处在于能激发出秦军最强的勇猛值，也能激发秦国农民最大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秦军提供充足的粮草，但如果装备不行那也是徒添伤亡。然而法家的着眼点正在于军事制度、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构建，具体的军事装备制作并非法家的长处，与之对应的是墨家恰恰擅长此道。尽管法家弟子几乎个个都是偏执的处女座——为变法革新、富国强兵不惜付出生命，但要让他们领军杀敌、制作兵器，他们得疯掉。在秦惠文王看来：既然这件事法家干不了，那就找干的了的人来。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当时各个诸侯国即使在同一地点遗留下来的兵器普遍都是轻重不等、大小不一、形式多样。而只有秦国的兵器不论在哪儿发现，其造型和尺寸几乎都是惊人的完全一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弓弩箭头有4万多支，但4万多支箭头的底边宽的误差不超过1毫米。兵器型号的统一化大大便利了秦军装备的更新换代效率——在秦军中绝不可能出现弓弩和箭不匹配的问题，但在别的国家这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战士们甚至不得不在战前先对自己的兵器进行修整以便利自己的作战，这大大影响了军队的作战效率。
除了墨家这群理工男以外，儒道法等门派谁也搞不懂何谓“空气动力学”。谈到弩，秦国的弩更是霸气。秦军弩机的各个零部件完全可以互换通用，轮廓误差不超过1毫米。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六国某个士兵的弩坏掉了，那就真的坏掉了，因为身边阵亡战友使用过的弩机零件都无法使用，而秦军士兵只需要更换损坏的零件后就可以继续发射。秦军在墨家军事工程科技的帮助下，早已进入“标准流水化”的生产时代。另外秦国将士用的青铜剑也比山东六国的剑长出约30厘米。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加长剑身简单，但是要保持加长后的青铜剑不容易折断就很困难。但墨家这帮理工男们又做到了，他们摸索出了铜与锡的科学配比，做到了既让剑身加长且能同样保持剑身的坚韧。所以短兵交接之时秦军又胜出一筹。其实不只是秦军的兵器装备，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李冰父子在修筑都江堰的过程中应该也得到过墨家的鼎力相助，否则在那个年代还有谁能如此精通工程建筑学？
当然获得秦惠文王重用的也不只墨家一派，前文已提到纵横家的张仪，另外儒家的荀子之所以入秦是不是秦国主动邀请的呢？恐怕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吧。都说秦国尊奉法家，其实尊奉法家只是秦孝公时代和后来的秦始皇时代的事，在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时代秦国实际上摒弃了门户之见，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对强大秦国国力有用才行，总结这段历史不禁令人感叹“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秦惠文王晚年由楚国嫁入秦国宫廷的芈八子和其子嬴稷在燕国为人质，秦惠文王死后由嫡长子嬴荡继承王位，是为秦武王。公元 前306年秦武王因举鼎而死。因秦武王无子，他的弟弟们争夺王位。赵武灵王派代郡郡相赵固将在燕国作为人质的公子稷送回秦国。在宣太后异父弟魏冉的帮助下公子稷继位，即秦昭襄王。魏冉随后平定了王室内部争夺君位的动乱，诛杀惠文后及公子壮、公子雍，将秦武王后驱逐至魏国，肃清了与秦昭襄王不和的诸公子。因秦昭襄王年幼，由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政，魏冉辅政。
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一》云：“《史记·秦本纪》曰：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故范睢说秦王有独闻太后之语。其后赵孝成王新立，亦有太后用事之说。是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汉袭秦故号，皇帝故亦尊母曰皇太后也。”以此而言：太后之称谓始于宣太后，她可谓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太后。同时太后专权也自她始——宋代陈师道《后山集·卷二二》云：“母后临政，自秦宣太后始也。”她以太后身份统治秦国长达三十六年之久，而且大大发展了国力，“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史记·穰侯列传》）。
从为子夺位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宣太后不是一个“弱质女流”，任何人如果拿鄙视女人的眼光来看她，必将自尝苦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三十岁上下的成熟美妇人一跃成为封建社会里后妃掌政的鼻祖。秦国尚武，而武功最盛大的时期之一，就是宣太后掌政的三十六年（也有说是四十一年的）。如果没有过人的手腕如何能治理这个铁血尚武的国家？
三十岁上下的她当上了秦国太后，称“宣太后”。为了巩固幼子的王位，她用了世上最直接的方法：联姻——也就是为自己的儿子迎娶楚国的公主为王后，同时也将秦女嫁与了楚国。与此同时执掌了大权的宣太后开始任用自己的亲信。不用说亲信都是宣太后的娘家人。在楚怀王的推荐下宣太后让自己母亲的族人向寿担任秦国的宰相。（从这项推荐来看，芈八子的母亲应该是姓向的）。同时为相并控制兵权的，还有力保外甥为王居功至伟的魏冉，他被封为穰侯，封地即穰（今河南邓州市），后来又加上陶邑（山东定陶）——这是宣太后的异父弟弟。还有一位宣太后的同父弟弟芈戎，被封华阳君，封地先是陕西高陵，又改封新城君，封地也变成了河南密县（今河南新密市）。至于宣太后的另两个儿子，当然更是要封。公子芾封为泾阳君，封地在今陕西泾阳，后来又换了一块封地是宛（河南南阳）；公子悝封为高陵君，封地在西安高陵，后来又换封地为邓。
《战国策》曾记载这位中国有史以来首位太后的豪放言论：据说有一次韩国被人攻伐而向秦国求救。宣太后的答复是：“当年我服侍先王时先王把大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感到身体疲倦不能承受。而他把整个身体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却并不感觉到重，这是因为这样做对我而言获得了一样好处。秦国要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草不济,就无法解救韩国。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财物,这对我和秦国又有什么好处?“这话被历史上的卫道士们骂了一遍又一遍，又被现代女权主义者捧了一遍又一遍，其实大家都忘了宣太后可不是寻常女人——在那个男子掌控的世道中她却能凌驾于所有须眉男儿之上自有其过人之处，在我看来宣太后一语道破了国际政治的真谛——政治的原动力就是好处利益。至于以男女床笫之事进行比喻亦无不可，试问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张口闭口道德文章，可又有谁能真正舍弃男欢女爱呢？
在宣太后看来自己作为秦国的太后一切当以秦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今天的政治家也应该始终以本国百姓的利益为最高原则，至于所谓的个人名节对于玩政治的人而言真是一文不值。当时秦国西部地区活跃着义渠游牧部族，他们长期与秦国发生战争。此时宣太后面临的局面异常严峻——就国内局势而言自己的儿子嬴稷初登大位，人心未稳；就国际局势而言：东方六国以为秦国孤儿寡母可欺。如果此时在西部再和义渠交战无异于玩火，那就只能采用先稳住一方，打击另外一方的办法来稳住时局。于是在义渠王前来朝拜刚刚即位的秦昭王的时候年轻貌美的秦宣太后处于对政治和生理的需要，在独自宴请义渠王的时候主动对其投怀送抱，在心理上把义渠王彻底给俘虏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然而义渠王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他的政治智商和宣太后比起来简直可以称之为幼稚了。当他沉浸在温柔乡不能自拔时宣太后却在和自己的儿子秦昭襄王日夜密谋攻灭义渠之策。前272年宣太后引诱义渠王入秦，杀之于甘泉宫。秦国趁机发兵攻灭义渠，在义渠的故地设立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秦昭襄王继位之初因为年幼无法临朝理政，宣太后大力在朝中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在一开始这种行为对秦昭襄王也是有利的，因为此时的他根本不具备临朝理政的能力，宣太后作为他的母亲培植自己的势力其实就是在巩固昭襄王的王位。然而随着秦昭襄王长大成人，迫切希望亲政的秦昭襄王势必和太后及其羽翼发生摩擦。
《战国策·秦策》记载：公元前287年齐、赵、魏、韩、楚五国合纵不成，停战于成皋，秦昭襄王乘机插手以期扶植亲秦势力。秦昭襄王看中了韩国公子成阳君，希望扶植他作为韩、魏两国的相国，却遭韩、魏明确拒绝。宣太后通过穰侯魏冉告诉昭襄王：成阳君曾因大王之故困居齐国，他穷困时大王弃之不用，如今他今非昔比飞黄腾达，此时秦国任用他，恐怕终究不会为秦所用。况且起用成阳君得罪韩、魏两国，得不偿失。宣太后审时度势鞭辟入里，最终此事作罢。直到此时母子二人至少还维持着表面的合作关系，然而一个从魏国来到秦国的士子范雎却一眼看穿这表面的相安无事背后其实暗流涌动。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他曾周游列国希望那里的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而有所作为，但没有成功，便回到魏国打算给魏王任职服务，可是家境贫寒又没有办法筹集活动资金，就先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事。有一次须贾为魏秦昭王出使到齐国办事，范雎也跟着去了。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结果。当时齐襄王得知范雎很有口才，就派专人给范雎送去了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的礼物，但范雎一再推辞不敢接受。须贾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恼火，认为范雎必是把魏国的秘密出卖给齐国了，所以才得到这种馈赠，于是他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之类的食品，而把黄金送回去。回到魏国后，须贾心里恼怒嫉恨范雎，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魏国宰相。魏国的宰相是魏国公子之一，叫魏齐。魏齐听了后大怒，就命令左右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范雎，打得范雎胁折齿断。当时范雎假装死去，魏齐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了卷，扔在厕所里。又让宴饮的宾客喝醉了，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借以惩一警百，让别人不准再乱说。卷在席里的范雎还活着，就对看守说：“您如果放走我，我日后必定重重地谢您。”看守有意放走范雎，就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可巧魏齐喝得酩酊大醉，就顺口答应说：“可以吧。”范雎因而得以逃脱。后来魏齐后悔把范雎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搜索范雎。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于是就带着范雎一起逃跑了，他们隐藏起来，范雎更改了姓名叫张禄。
公元前271年秦昭王派使臣王稽出访魏国。郑安平就假装当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贤能的人士可愿跟我一起到西边去吗？”郑安平回答说：“我的乡里有位张禄先生，想求见您，谈谈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出来。”王稽说：“夜里你跟他一起来好了。”郑安平就在夜里带着张禄来拜见王稽。两个人的话还没谈完，王稽就发现范雎是个贤才，便对他说：“先生请在三亭冈的南边等着我。”范雎与王稽暗中约好见面时间就离去了。王稽辞别魏王和群臣，驱车回国，经过三亭冈南边时，载上范雎便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车到湖邑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便问：“那边过来的是谁？”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巡行视察县邑。”范雎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他最讨厌收纳各国的说客，这样见面恐怕要侮辱我的，我宁可暂在车里躲藏一下。”不一会儿，穰侯果然来到，向王稽道过问候，便停下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王稽答道：“没有。”穰侯又对王稽说：“使臣先生该不会带着那般说客一起来吧？这种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王稽赶快回答说：“臣下不敢。”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雎对王稽说：“我听说穰侯是个智谋之士，处理事情多有疑惑，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于是范雎就跳下车来奔走，说：“这件事穰侯不会甘休必定后悔没有搜查车子。”大约走了十几里路，穰侯果然派骑兵追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有人，这才作罢。王稽于是与范雎进了咸阳。
范雎入秦之时楚怀王已客死秦国，秦军进一步在鄢郢之战中击败楚国；齐湣王在五国伐齐行动中被杀；秦军在穰侯魏冉率领下多次围攻韩、赵、魏三国；秦昭襄王已继位三十六年，这三十六年里秦国开疆拓土如日中天，可这一切其实都和他没太大关系——秦国的实际执政者是他的母后，领军征战者是穰侯魏冉。秦昭襄王急需获得真正的权力，但却一直受制于宣太后及其母家。范雎就是在秦国政坛如此暗流涌动之时受到了秦昭襄王的接见。
据说范雎入宫拜见时假装不知道内宫的通道。这时恰巧秦昭王出来，宦官发了怒，驱赶范雎，喝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乱嚷着说：“秦国哪里有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罢了。”他想用这些话激怒秦昭王。秦昭王走过来，听到范睢正在与宦官争吵，便上前去迎接范睢，并向他道歉说：“我本该早就向您请教了，正遇到处理义渠事件很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义渠事件已经处理完毕，我才得机会向您请教。我这个人很糊涂、不聪敏，让我向您敬行一礼。”
秦王喝退了左右近臣，长跪着向范睢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睢说：“嗯嗯。”停了一会，秦王又长跪着向范睢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睢说：“嗯嗯。”像这样询问连续三次。秦王长跪着说：“先生终究也不赐教我了吗？”范睢说：“不敢这样。我听说从前吕尚遇到周文王时，他只是个渭水边上钓鱼的渔夫罢了。像他们这种关系，就属于交情生疏。但文王听完他的一席话便立他为太师，并立即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宫，就是因为他的这番话说到了文王的心坎里。因此文王便得到吕尚的辅佐而终于统一了天下。假使当初文王疏远吕尚而不与他深谈，这样周朝就没有做天子的德望，而文王、武王也就无人辅佐来成就他们统一天下的大业了。如今我是个寄居异国他乡的臣子，与大王交情生疏，而我所希望陈述的都是匡扶补正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与亲人的骨肉关系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本愿进献我的一片愚诚的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大王连续三次询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我并不是害怕什么而不敢说出来。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伏罪受死，可是我决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受死不值得我忧患，流亡不值得我苦恼，就是漆身生癞，披发装疯我也不会感到羞耻。况且，像五帝那样的圣明终不免死去，三王那样的仁爱也不免死去，春秋五霸那样的贤能都死了，乌获、任鄙那样力大无比难免一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那样勇猛威武也一个个死去了。由此可见，死亡这是每个人必不可免的。处于明了必然死去的形势下，能够对秦国有少许补益，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我又担忧什么呢！过去伍子胥被装在口袋里逃出了昭关，路上夜里行走，白天隐藏，走到陵水，连饭也吃不上了，只好爬着行走，裸出上身，叩着响头，鼓起肚皮吹笛子，在吴国街市上到处行乞讨饭，可后来终于振兴了吴国，使阖闾成为霸主。假使我能像伍子胥一样极尽智谋效忠秦国，就是再把我囚禁起来，终身不再见大王，这样我的主张实行了，我又担忧什么呢？过去箕子、接舆漆身生癞，披发装疯，可是对君主毫无益处。假使我也跟箕子有同样的遭遇披发装疯，可是能够对我认为贤能的君主有所补益，这是我的最大荣幸，我又有什么耻辱的？我所担忧的，只是怕我死后，天下人看见我为君主尽忠反而遭到死罪，因此闭口停步，没有谁肯向秦国来罢了。现在您在上面害怕太后的威严，在下面被奸佞臣子的惺惺作态所迷惑，自己身居深宫禁院，离不开左右近臣的把持，终身迷惑不清，也没人帮助您辨出邪恶。长此下去，从大处说国家覆亡，从小处说您孤立无援岌岌可危，这是我所担忧的，只此而已。至于说困穷、屈辱一类的事情，处死、流亡之类的忧患，我是从不害怕的。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以大治，这是我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秦昭王长跪着说：“先生这是怎么说呢！秦国偏僻远处一隅，我本人愚笨无能，先生竟屈尊光临此地，这是上天恩准我烦劳先生来保存我的先王的遗业啊。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正是上天恩赐我的先王，而不抛弃他们的这个后代啊。先生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从这以后，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有关问题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不要再怀疑我了。”范睢听了后打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
范睢说：“大王的国家四面都是坚固的要塞，北面有甘泉高山、谷口险隘，南面环绕着泾、渭二水，右边是陇山、蜀道，左边是函谷关、肴阪山，雄师百万，战车千辆，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退守，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地方啊。百姓不敢因私事而争斗，却勇敢地为国家去作战，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百姓啊。现在大王同时兼有地利、人和这两种有利条件。凭着秦国士兵的勇猛，战车的众多，去制伏诸侯，就如同放出韩国壮犬去捕捉跛足的兔子那样容易，建立霸王的事业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可是您的臣子们却都不称职。秦国到现今闭关固守已经十五年，之所以不敢伺机向崤山以东进兵，这都是因为穰侯为秦国出谋划策不肯竭尽忠心，而大王的计策也有失误之处啊，”秦昭王长跪着说：“我愿意听一听我的失策之处。”
可范睢发觉谈话时周围有不少偷听的人，心里惶惑不安，不敢谈宫廷内部太后专权的事，就先谈穰侯对诸侯国的外交谋略，借以观察一下秦王的态度。于是凑向秦昭王面前说：“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这不是个好计策。出兵少就不能损伤齐国，出兵多反会损害秦国自己。我猜想大王的计策，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尽遣兵力来协同秦国，这就违背情理了。现在已经看出这两个友国实际并不真正亲善，您却要越过他们的国境去进攻齐国，合适吗？这在计策上考虑太欠周密了。况且曾有过这种失算的先例，先前齐湣王向南攻打楚国，杀楚军、斩楚将，开辟了千里之遥的领土，可是最后齐国连寸尺大小的土地也没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到土地吗，是形势迫使它不可能占有啊。各诸侯国看到齐国已经疲惫困顿国力大衰，国君与臣属又不和，便发兵进攻齐国，结果大败齐国。齐国将士受辱溃不成军，上下一片责怪齐王之声，说：‘策划攻打楚国的是谁？’齐王说：‘是田文策划的。’于是齐国大臣发动叛乱，田文被迫逃亡出走。由此可见齐国大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耗尽兵力攻打远方的楚国反而使韩、魏两国从中获得厚利。这就叫做把兵器借给强盗，把粮食送给窃贼啊。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放弃近国而攻打远邦，不也太荒谬了吗？再说，过去中山国领土有方圆五百里，赵国独自把它吞并了，功业建成，名声高杨，利益到手，天下没有谁能侵害它。现在韩、魏两国，地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部位，大王如果打算称霸天下，就必须先亲近中原国家把它作为掌握天下的关键，以此威胁楚国、赵国。楚国强大您就亲近赵国，赵国强大您就亲近楚国，楚国、赵国都亲附您，齐国必然恐惧了。齐国恐惧，必定低声下气拿出丰厚财礼来奉事秦国。齐国亲附了秦国，那么韩、魏两国便乘势可以收服了。”
范睢通过谈论秦国的外交政策麻痹了穰侯等人对自己的警惕之心，而他本人一天比一天得到秦王信任。公元前266年范睢请求秦昭襄王在闲暇方便之时进言议事说：“我住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田文，从没听说齐国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以及高陵君、泾阳君，从没听说秦国有秦王。独掌国家大权的称做王，能够兴利除害的称做王，掌握生杀予夺权势的称做王。如今太后独断专行毫无顾忌，穰侯出使国外从不报告，华阳君、泾阳君等惩处断罚随心所欲，高陵君任免官吏也从不请示。这四种权贵凑在一起而国家却没有危险，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处在这四种权贵的统治下，就是我所说的没有秦王啊。既然如此，那么大权怎么能不旁落，政令又怎么能由大王发出呢？我听说善于治国的，就是要在国内使自己的威势牢固而对国外使自己的权力集中。穰侯的使臣操持着大王的重权，对诸侯国发号施令，他又向天下遍派持符使臣订盟立约，征讨敌方，攻伐别国，没有谁不敢听命。如果打了胜仗，夺取了城地就把好处归入陶邑，国家一旦遭到困厄他便可在诸侯国中用事；如果打了败仗就会让百姓怨恨国君，而把祸患推给国家。有诗说：‘树上结果太多就要压折树枝，树枝断了就会伤害树心；封地城邑太大就要危害国都，抬高臣属就会压抑君主。’从前崔杼、淖齿在齐国专权，崔杼射中齐庄公的大腿并杀死了他，淖齿抽了齐湣王的筋又把他悬吊在庙梁上，一夜就吊死了。李兑在赵国专权，把赵武灵王囚禁在沙丘的宫里，一百天被困饿而死。如今我听说秦国的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相帮同，最终是不要秦王的，这也就是淖齿、李兑一类的人物啊。再说夏、商、周三代亡国的原因，就是君主把大权全都交给宠臣，恣意饮酒纵情游猎，不理朝政。他们授权任职的宠臣，一个个妒贤嫉能，瞒上欺下，谋取私利，从不为君主考虑，可是君主又不醒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如今秦国从小乡官到各个大官吏，再到大王的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穰侯的亲信。我看到大王在朝廷孤单一人，我暗自替您害怕，在您之后，拥有秦国的怕不是您的子孙了。”秦昭王听了这番话如梦初醒大感惊惧，说：“说得对。”于是废弃了太后，把穰侯、高陵君以及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这次母子翻脸事件一年后秦宣太后病故。在扳倒了宣太后的势力后秦昭襄王又当了15年秦王，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周赧王五十三年（前262年）秦国攻打并占领了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把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于是韩国的国君韩桓惠王让上党郡郡守冯亭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秦国息兵。然而冯亭不愿降秦，转而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赵孝成王和平阳君赵豹商议此事，平阳君主张不接受上党郡——他认为冯亭不将上党交给秦国，是想嫁祸给赵国，接受它带来的灾祸要比得到的好处大的多。赵孝成王又召见平原君赵胜和赵禹商议，二人劝赵孝成王接受冯亭的上党郡——他们说：“发动百万大军作战，经年累月的攻打，也攻不下一座城池。如今坐享其成得到十七座城池，这是大利，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最终赵孝成王接受了赵胜和赵禹的意见并派人前去接管上党，于是此时正在攻打上党的秦军就这么被赵国截胡，不甘心的秦国随即对赵国开战，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战争初期赵国方面由名将廉颇统率，以武器装备而言赵军更胜秦军——此时的赵军已普遍装备铁制兵器，这在战国七雄中是独一份的；然而秦军在商鞅变法之后实行的军公爵制度激励下凭借顽强的士气在初战中压制了赵军的锋芒：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农历六月赵将廉颇兵败，被秦军攻破赵军阵地，赵国的两个重要据点都尉城和故谷城均被秦军攻占，秦军还俘虏了四名赵国的尉官。
初战失利后廉颇坚壁固守，避免与秦军野战。赵军毕竟是主场作战，在粮草武器的后勤供应上相比秦军是占优势的，秦军面对廉颇固守的营垒无计可施，不断损兵折将而一无所得。在这样的相持局面下秦国对赵国施展反间计——收买赵国权臣郭开散布廉颇贪生怕死有投降叛逃之嫌的谣言，最终促使赵王用赵括替换了廉颇。赵括到任后率领赵军对秦军发起主动进攻，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秦军方面早已换上了有战神、军神、杀神、人屠等称号的名将白起，最终的交锋结果是赵军战败、赵括战死、四十万赵军被坑杀。至此秦国统一天下道路上最强劲的对手赵国被击败，秦国一统天下的形势日益明朗起来。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西汉 贾谊 过秦论
秦国，经过六代君主的努力，最终一统中国。秦国的强盛，是六代秦国君臣子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我认为，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祖孙三代和商鞅、张仪、范雎、白起四臣是在秦国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七个人。
一.秦孝公渠梁、商鞅：君如青山，臣如松柏，秦国裂变
在春秋初期，秦穆公曾经想过争霸，但是由于晋国晋文公、晋襄公两代开启了晋国的霸业，导致秦国无力东争，被死死压制在西陲。于是，秦穆公无奈只能向西发展，最后称霸西戎。之后，秦国自秦厉公之后，几代君位动荡，国力大为削弱。转眼便到了战国初年。这时，庞然大物晋国被韩、赵、魏三分，魏国率先变法强盛，称霸天下，著名兵家吴起率魏武卒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今陕西中部）。河西之地速来肥美，农业发达，失去河西的秦国极为贫困落后。这时，天下七国已经初具规模，然而韩、赵、魏、燕、齐、楚看不起秦国，认为秦国野蛮落后，又被魏国死死压制在贫困的西部，所以被对待如同夷狄。秦孝公即位后，就发布求贤令，想要富国强兵。
卫国公族卫鞅来到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变法主要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
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以农业立国。
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并且鼓励民众互相揭发。
以后世的角度看，商鞅的变法并不全是积极的。尤其是轻罪重刑，连坐，鼓励互相揭发，焚烧儒家经典等几条，过于苛刻，这是用法过度，过分强调法制而完全忽视德治的极端变法。但是，也有其积极地意义。严刑峻法，使得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村、城镇秩序安定。而其他几条，对于秦国来讲就意义重大了。废井田开阡陌，使得宗法制被打破，从此秦国以小家为基本生产单位，不仅增加了税收，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以农业为本，为秦国积攒了厚实的家底。而导致秦国翻天覆地，彻底裂变的就是最重要的“二十等爵制度”的设立。从此，普通百姓也有了晋升渠道，就是打仗，凭军功晋级。秦国军队成了虎狼之师。秦国新军最终打败了天下无敌的魏国，收回了之前的河西之地，开始崛起。
卫鞅，获封商地十五城，号商君，商鞅之名，名垂天下。可以说，商鞅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奠基之人，第一功臣。
二.秦惠文王、张仪：合纵连横，秦国崛起
秦惠文王虽然继位后杀了商鞅，但是却没有废除商鞅之法。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一举奠定秦国天下第一强国的地位。他任用张仪为相，东出函谷关，趁着魏国被齐国打败失去霸主地位之机会，彻底攻占魏国河西之地，逼迫魏国魏惠王迁都大梁，将重心转移至东部，放弃西部地区。而秦国从此有了东出六国的前沿基地，攻灭巴蜀后，更是获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基本立于不败之地。秦惠文王，也是悠悠老秦第一个称王的君主。
张仪，不是商鞅这种改革家，而是权谋家，师从鬼谷子，学习游说之说。这种人，不会像商鞅一样使秦国质变，但是却能为秦国锦上添花。他最著名的就是破坏东方六国的“合纵抗秦大计”。六国齐心，尤其是强国齐楚联合抗秦，是为“合纵”，一般以楚国为盟主。而各国与秦国结盟，则为“连横”亲秦，以横破纵，强秦而弱楚。当时是楚怀王在位时期，张仪游说楚怀王，以商於六百里土地为诱饵，使其断绝与齐国的盟约。结果，秦国抓住时机与齐国结盟，不仅没有给楚国土地，还共同出兵打败了楚国。后又游说其余四国，韩赵魏燕纷纷与秦国结盟，合纵彻底瓦解。张仪，靠自己的一张嘴，就瓦解了六国联盟，为刚刚崛起的秦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良机，巩固了秦国的胜利果实，为后来秦国各个击破打下了基础。等六国回过味来，再次合纵抗秦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
三.秦昭襄王、范雎、白起：远交近攻、攻城略地、天下六国苟延残喘
秦昭襄王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其母宣太后（就是芈月传里的芈月）、舅舅穰侯魏冉的阴影里。在其母宣太后、其舅魏冉执政期间，魏冉推荐的名将白起崛起，秦国多次击败三晋、齐、楚等国，开疆拓土。但是，秦国常年征战，且以一敌六，尽显疲态，山东六国再次结盟抗秦，很多战果都得而复失。
在当了四十一年的王之后（真能忍，也长寿），秦昭襄王才在范雎的帮助下从母亲舅舅手中夺回权力，实际执政。范雎是个著名的战略家、政治家。他当政以后，采取了“远交近攻”之策，结交远方的齐国、燕国，不再四处出击，攻伐无度，而将首要目标定为“灭亡三晋”。从此，秦国腾出手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上了统一之路，可以说，范雎的“远交近攻”之策，为秦国统一的最后一块拼图。但是，范雎心胸狭窄，晚年为了一己私利，冤杀了战神武安君白起。
如果说范雎是战略无敌的话，白起就是战术无敌。白起，是魏冉执政时期提拔起来的杰出将领。白起一生征战无数，未曾败绩，是秦国一统的具体执行人。其中最关键的是三场战役：
伊阙之战，周赧王二十二年，白起率秦军在伊阙歼灭韩国、魏国、东周联军，几乎全灭联军24万人。从此，韩魏无力组织大规模反抗，只能自守，直至灭亡。
鄢郢之战，周赧王三十六年，白起率军伐楚，攻破楚国经营数百年的别都鄢、都城郢，重创楚军主力，焚毁楚国的宗庙。楚国被迫东迁都到春秋时期陈国故地。此后楚国虽反击夺回部分失地，但是再也没有重回旧都，从此苟延残喘。
长平之战，这是决定战国后期天下走势的战争。可以说是秦国、赵国这两个同出自嬴姓的同宗之国的国运之战。战国后期，赵国自武灵王改革后，崛起为东方强国，天下归属实际在秦、齐、赵三国之间展开。齐国由于中了苏秦的计谋，被燕国打败，从而失去了和秦国对峙东西称帝的资格。而燕国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成为强国。因此，天下之争，只剩下秦、赵二国。赵国强在军事，胡服骑射，战斗力强。并且先后出现廉颇、赵奢、李牧等名将。最后，赵国临阵易将，用赵括代替廉颇。结果白起以20万对40万，打败赵国，坑杀全部降卒。赵国经长平一役，损失40万军队，差点亡国。后来，白起被冤杀赐死，赵国被信陵君的魏国军队所救免于灭国。但是，赵国一战回到解放前，彻底失去强国地位，无力阻止秦国统一。白起一生，几乎是一手打残了所有的强国，其军队战斗力实在恐怖。
秦昭襄王之后，东方六国均无力再战，秦国占天下一半以上的领土，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秦人在穆公百里奚变法前，因民风彪悍，战力算能打，但实在不算多强。秦国地盘里戎狄杂处，大大小小部落上百，秦穆公称霸，统合了各部族，增强了一定的凝聚力，但也只是让这些部落承认赢氏是盟主罢了，并不怎么鸟国家政府，相互间还争斗不休，加上土地贫瘠，除了关中平原一小块肥地，其他地方山地、丘陵纵横，周边不是强大的晋国，就是游牧蛮族。所以从经济和军事上都不被哪怕一分为三的三晋看得起。秦国真正崛起，还是商鞅变法，变法内容具体不详述了。秦人从变法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从一盘散沙似的部族联盟转向了国家制，勇于公斗，怯于私斗。在战力变强后的秦国其实还是存在短板的，就是经济。在秦人攻占了蜀国，修建了郑国渠后，最后的短板补齐，秦人才真正具有了睥睨天下的实力。硬实力的夯实和海纳百川似的积极吸收外来人才，使得秦国成为一统六合的不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