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钱，军队规模也大，但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打起仗来都丢盔弃甲，败绩累累，显示出战斗力脆弱，最后，还被强悍的蒙古骑兵赶下海，直到灭国。
1.“以文治国”是导致宋朝军队战力薄弱的原因。在宋朝的时候，由于朝廷极大地提高了文臣的地位，使镇守边关的武将受到多方面的制肘，纵使同一级的文臣和武将，武将在权力与号召力方面都弱于文臣，使得朝廷对军事的重视程度有限。
2.宋由唐来，唐朝武将造反的比比皆是，后来形成了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国力，汲取前朝教训，避免宋朝武将如“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军阀一样与中央掰手腕较劲；赵匡胤个人心目中宁愿相信实在的读书人，对一群舞刀弄枪的武夫不持信任态度，而他自己“黄袍加身”也缘由自己是一个统兵大将，所以身为皇帝的他也处心积虑地压低武将的权力。
3.从军队的来源看，大部分来自普通百姓，还有前朝留下的军队，往往保存京城禁军的实力优先，也就是身体魁梧、能战惯战的好苗子都到禁卫军了，老弱病残统统留给野战军，所以一线部队都弱不禁风！
4.国君比国门重要导致了边疆部队战斗力奇差，“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飞部队在建立伊始就摒弃了“抽取制”的征兵方式，他自己招兵买马，自己训练军队，自己选拔军官，才保持了岳家军的战斗力。
5.尽管禁卫军将士基础能力都特别的好，但是由于长期活动在京城附近，从没轮换到边疆上战场，导致他们没实际作战经验，后来也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所以，宋朝军队打不过金朝和蒙古军队。
谢谢邀请啊！
要说宋朝军队为啥打不过金朝和蒙古，很多人喜欢用宋朝缺乏战马说事。但后世朱元璋北伐，一样骑兵不足，结果人家靠精锐长矛兵一样暴打蒙古人，“淮北劲旅,虽燕赵之精骑不及也”。
所以，宋朝军队不能打，真的是体制问题。
首先，大家都知道赵匡胤是作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的军头，欺负孤儿寡母，黄袍加身当的皇帝。
这就导致老赵家天生不信任军人，于是搞了一个以文御武的政策，并将其制度化。
比如设立枢密院，由文官来负责全国的军事调度，“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其实以文御武的大方向没错，现代社会也这样。这样还能很好的避免出现残唐五代那种武人跋扈、军阀混战的情况。就是中国古代也讲究个出将入相。但汉唐的文人很多是上马杀贼，下马成文的双料人才。比如著名的“投笔从戎”的班超。
但隋唐之后科举考试不考军事学，这就导致文臣官僚渐渐脱离开对军事技能的掌握。你是满腹诗书，才华横溢，但这样不等于你对于军事就懂啊！
可宋代的官僚们就是喜欢瞎指挥。
比如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老爹，同样是大文豪的苏洵在《权书·用间》中写道：“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也就是说，他主张不要用间谍，因为那是诈术，你诈别人，别人也来诈你。但我实在没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我不诈别人，跟别人不来诈我之间，挨不上啊！
《孙子兵法》那么强调用间，显然苏洵是反对的。
受其老爹影响，苏轼也批评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的观点，主张应该廉、静、信”。拜托，这根本不是对将领的要求，这是评判道德模范吧？
而苏洵的另一个儿子苏辙，也提过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建议，“现在给士兵的赏赐少了，为了提高士兵的积极性，所幸降低训练强度吧！”按正常人思维，这种情况应该提高给士兵的赏赐啊！降低训练强度是什么鬼？
要知道，三苏可是宋代顶级的知识分子与大官僚了。这样爷几个尚且如此让人哭笑不得，剩下的文人对军事懂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宋代整体轻视军人。比如大臣韩琦就用“东华门外唱名为好男”来训斥名将狄青，说能考状元的才是好汉，你们这些粗人再能打也不行！
这种情况就导致负责战略决策和军事建设的那些文官自己是门外汉，还瞧不起专业人员的意见。他们能给出正确的意见，那就是见鬼了。
就好比，一个人再强壮，脑子不好用，怎么可能能打？欺负个瘦弱的人还有可能，要来个身体强壮而且脑子好用的，必然将那个强壮的笨蛋按在地上摩擦啊！
至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经说过，“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
但赵构那个皇帝，最怕的就是武官不爱钱！
于是，被抄家时，仅有金玉犀带数条，、布绢3000余匹，粟麦5000斛，钱10余万贯，书数千卷的岳飞被冤杀了。
而每年收入租米60万斛，请皇帝吃饭，一口气能送出金器1000两，珠子69000余颗，玛瑙碗30件，各种精细玉器40 余件的张俊升官了。
上行下效之下，那些军官就有样学样了。
比如大将杨沂中被罢兵权后，主动献纳的大小酒坊有22处，价值72万5000贯。此外，他还有楚州田产39000多亩。
那么，武将的钱从哪来啊？很简单，喝兵血呗！
当时的人评论南宋的主要军官：爽、奕、汝翼诸李之贪懦无谋，倪、僎、倬、杲诸郭之膏粱无用，诸吴之恃宠专僣，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谅、毛致通、秦世辅之雕瘵军心、疮痍士气，以致陈孝庆、夏兴祖、商荣、田俊迈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专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显，饥寒之士咸愿食其肉而不可得。
这样的将领带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开禧北伐中，南宋被金国直接从淮北打到长江边上。当时的人记载，“开禧丙寅之事，弃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凛于县官者也。其间稍以立功自见及控扼关隘之人，大抵皆义勇，民兵、万弩手、雄淮、敢死渚军耳。”
也就是说那些南宋正规军根本不堪一击，最后南宋要靠民兵来打仗了……
就是这样的军事体系，你指望宋军有战斗力？能打胜仗？
宋王朝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战斗力最为薄弱的一个。自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以后，基本上就己经为宋王朝的“重文抑武”定下了基调。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以武将拥兵自重，而后伺机夺权的方式，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可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赵匡胤！故而，他才会在初步稳固了皇位后不久，便使用各种方式，包括直接解除“节度使”的兵权，和间接釆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将那些为他“黄袍加身”，并把他扶上帝位的，老兄弟们的兵权逐一解除！
赵匡胤以后，宋太宗赵光义将重文抑武的“国策”，就更是加以发扬光大了:宋太宗的出发点，和宋太祖对武将拥兵自重的担忧是一样的——自唐朝后期直至宋朝建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上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有机会做大，能做大就能建国称王称霸”的程度！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呢？即使是那些拥兵自重的武将，开朝建国了，也不是就能够把江山传之于万代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那些武将出身的帝王，虽然拥兵自重，却也得依赖部将和士卒的支持，才能有机会称孤道寡！一旦离开了部下的支持，他们也就完蛋了！而自唐未以来，变乱频频，武将夺权建国，尔后又被部下杀了他们再建新国，这类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宋王朝建立在这个换皇帝、改国号，比女人换衣服还要容易的乱世背景之下，皇帝又岂能安心？又岂敢对那些习惯于兵变夺权的骄兵悍将们安心！所以为长治久安计，宋王朝想出了妙计:以文制武——以文臣为军事主官，抬高他们的地位，给予丰厚的待遇。以便监督和制约武将！而武将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处处受到压制，又深知皇帝是担心他们造反！试想一下，在这种“不被信任也不受待见”的情况下，武将们又怎么会有积极性呢？
“兵以将为心，将以兵为胆”，兵将分离，互不熟悉。这当然会令武将无法拥兵自重，也难以生出异心，可是同时却也造成了:每当临战，将不知兵，兵也不知将的局面——将不知兵，则无法依据实际情况来做统筹安排。兵不知将，大将则无权威！所以尽管宋军的装备精良，在建国之初以及建国后与西夏的长期战斗中，也练出了部份素质不错的步兵，但是却仍然难以在对敌作战中，给予敌军毁灭性打击！而是面临着“胜不能全歼敌军，失败则难以保全自身”的尴尬局面！
没有产马地，难以获取战马，这是宋军无法组建冷兵器时代的“装甲部队”——铁血骑兵，的重要原因。也不可否认，这也是宋军难以展开攻式作战的主要原因。但却并非全部:宋王朝是处于四面受敌、防御作战的态势之下的！宋军是可以依托地形、地物，城池、寨堡去进行防御作战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部份抵消敌人的骑兵优势的——这是北宋无法战胜辽、夏、金的根源！而南宋无法战胜金国和蒙古，也是源于此。凡事不追根溯源是无法找到原因的！
到了南宋时代，事情又略有不同了——虽然皇帝忌惮武将拥兵自重的“病根”犹存。而且岳飞元帅之死，也与此有关！
南宋建立时，也曾有过军力强盛时。“中兴四将”声名显赫！韩世忠在“黄天荡”大战金兀术，岳飞大战朱仙镇，都是有名的战例。本来抗金形势已经有所扭转，宋军甚至有可能会光复故土——先不论日后金军卷土重来，宋军是否守得住收复的故土，但起码是有光复故土的可能！
但是大好形势却被南宋自已破坏掉了！己经被金军吓破了胆的宋高宗赵构和他手下那些主和派官员，实在是太期盼和平了——哪怕是屈辱的“和平”！为了达到与金构和的目的，赵构不惜夺了韩世忠等人的兵权，甚至为了恐吓主战派，还不惜杀害了大帅岳飞！
在此之后，宋金和议达成:南宋放弃故土，不要了！还答应每年给金国好多白花花、亮晶晶的银子，和软乎乎的绸缎等物——既然“和平”了，南宋皇帝的“北宋基因”又发作了:废除大将兵权，保证皇位稳固，这又成了“新发作的老毛病”了！结果就是:南宋恢复了北宋时代的“崇文抑武”的习惯，使得军队战斗力较之南宋初建时，大大下滑了——假如不是凭借长江和淮河等地理优势，恐怕南宋也难以坚持抵抗到金国被蒙古灭国之时。
至于南宋为什么打不过蒙古？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南宋连在未期国势衰弱，军力难振的金国都没法依靠自已的力量予以消灭，哪里还谈得到抵御住蒙古(元)军的灭国之战呢！虽然南宋也曾有过在“钓鱼城”之战中，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战果，但那也只是局部的胜利。战争的天平随着蒙、宋力量的对比失衡，而向蒙古帝国的方向倾斜。
当蒙古帝国，佂服了吐蕃、吞并了大理之后，便已经对南宋构成了全面包围圈。而到了这个时候，蒙元倾其举国之力向孤立无援的南宋进行碾压，而国弱军疲的南宋自然也就难以保全了！
宋军战斗力不强，确实是体制问题造成的。
第一，两宋奉行“重文轻武”国策。
终两宋三百年，始终奉行文官掣肘武将的治理思路，文武失衡，当兵的受到歧视。北宋承平日久，军不习战，将不知兵。宋神宗任用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徐禧做统帅讨伐西夏，结果永乐城一战，三十万士兵与民夫全军覆没，北宋因此一蹶不振，宋神宗闻败报“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但毫不总结教训，哭完一切照旧。
南宋权臣不断，再牛的名将也要被坑死。引文《宋史.岳飞传》：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封建政权分化文武官员集团，本身就是为了相互制衡的，结果到了宋朝这个思路跑偏了。南宋一朝，权相奸相层出不穷，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人持续把持朝政，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被侵夺，势必对武将势力大加约束，特别是对能打仗，有军功的将领，迫害诬陷层出不穷，到南宋末年，对余玠，孟拱，向士璧等人无不如此，于是局势日坏，终至于亡国。
第二，宋朝皇帝迷信“将从中御”
“将从中御”表现为两点，第一，是宋朝皇帝喜欢遥控指挥，宋太祖，宋太宗委任将领出征时，会赐予“阵图”。特别是他自己创作的“平戎万全阵”图，更让宋太宗痴迷。《续资治通鉴长编》说：
（宋仁宗）庆历六年，“诏河北教阅诸军，并用祖宗旧定阵法，其后来所易阵图，亦令主将闲习之。”
上行下效，统军大将也纷纷设计各种“阵图”进献，以博得皇帝欣赏表扬。但是这些“阵图”在实际打仗的时候有什么用吗？根本没有卵用！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人家根本不可能等你摆好了阵再来打你，或者等着你打！那些大阵动辄用兵十几万人，且不论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战场，等你摆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第二，宋朝皇帝喜欢委任私人监军，哪一类私人呢？太监！这下就要命了，太监这类人，一般是不懂军事的，又没有男子气概，打仗怕死，于是作为监军和主将的意见常常分歧，主将要前进，监军要后撤，一开战监军望风而逃，这样军队不败才怪！
宋仁宗康定年间宋夏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战败原因就是由于监军太监黄德和不懂作战又怕死，一交锋就带队先逃，这才闹得一败涂地。宋仁宗一怒之下，砍了黄德和的脑袋，又和宰相吕夷简商量，打算取消太监监军，结果吕夷简居然说：
陛下，让坏太监监军确实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好太监监军啊！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
吕大人，您从面相上就能看出一个太监是不是一个好监军吗？
第三，是宋朝的职业军队制度问题
宋朝禁军是职业军队，人数最多时上百万，但是士兵的社会地位极低，而且当兵就要黥面，在脸上刺字，搞得跟犯罪充军的犯人一样，所以一般人家都不愿意当兵。宋朝大将狄青成名之后，就有人建议他用药把脸上的字消掉，结果人家忆苦思甜，不肯。
那么当兵的都是什么人呢？很多都是饥荒地区的农民！每逢饥荒，朝廷就派人去灾区招兵，一旦入伍就可以吃皇粮，六十岁退休，这样解决了赈灾问题，又扩充了军队，一举两得。但是，请问这样的军队会有战斗力吗？当然没有！
更要命的是，这群灾民当兵，本来就是为了挣一份口粮养家的，要是打仗不小心战死了，这份口粮就没了，那当然一打仗大家就脚底抹油保命要紧了，谁还会拼死作战呢？
列举宋朝有战斗力的军队，基本上上述毛病都不存在，一样打得女真人蒙古人叫爸爸。
关于宋朝的军队打不过金军和蒙军，说法倒是有很多，其中一种比较多的说法是宋军的骑兵太少，这其实是个误区。单从北宋来看，宋军的骑兵数量其实非常庞大，全国100万军队，骑兵的数量也不少于18万。虽然宋朝本身不产良种军马，但是仍然有不少马源。比如和北方的辽国通过贸易获得的漠北马，和西夏周边与西夏不和的吐蕃部族的河套马，还有茶马古道获得的藏地的马匹。所谓宋军缺骑兵其实是个谎言，只是说宋军获得军马的途径比较复杂，所以骑兵一旦损耗，恢复先前规模就比较麻烦，因而骑兵变得格外金贵。
其实真要实施宋军为何经常干不过金军和蒙军，还是说关键在于宋军本身的体制太坑。虽说南宋的军队管理体系较北宋而言进步了不少，但还是摆脱不了弱鸡的命运。所谓以文统武本来没错，这还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但是由于宋朝是开创这个制度的世界先河，故而在操作上还是有很多漏洞的。比方说临时调任将军，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在指挥时很容易出现将令不能及时传达的情况。再就是说过度的昌文偃武，导致武人地位过低，很多武将没有战争积极性，也少有应有的文化素养。
再就是征兵和训兵方面的疏漏，厢军（地方军）方面，宋朝把它玩成了一种社会福利和劳动制度。可以说厢军能打仗的真不多，原因是厢军的大部分兵源都是吃不饱的流民，而且来了也不用训练，从事的都是些建设类工作，比如修水渠之类的。
而禁军方面，训练也是不到位，根据孟珙的描述，长江诸多要塞的宋军不习军事，弓不能开4石，每天的任务就是站站岗，巡巡逻，打仗演戏什么的，除了个别军队还真不进行。
社会环境昌文偃武，军队大都浑水摸鱼，所谓好儿郎不当兵，就这样的一个体制，怎么出的来能打仗的兵呢？
安史之乱对中国的影响至深至远，其范围之广涵盖了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内容，民族心理也产生了从开放进取到内敛保守的关键转折。中国的古代历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文明景观。天可汗国家对于周边游牧民族的绝对优势力量的碾压的时代渐去渐远，随着这种势能以及心理优势被打破，以及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原王朝边缘板块的文明水平快速提升，中原王朝向边缘地带投射政治影响力的成本逐渐加大，在宋王朝时达到了临界点。
（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宋朝殷鉴于唐末及五代的藩镇割据、武人干政，山河破碎，自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发展到唐末时已经千疮百孔，暴露出来了大量问题。宋王朝的精英们，开始针对性地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很大一部分流传到了现代，成为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的一部分。如果说在古代王朝中有哪个朝代和现代社会最为相像，不是最近的明清，而是宋代。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在酒桌上解除了困扰中原王朝百多年的藩镇割据的问题，成为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饭局。节度使的权力被限制之后，宋王朝再次强干弱枝，将地方军队里的健壮者都挑选出来编入禁军，以弱地方军力，从而形成了宋王朝的国家正规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压制。在政治上，宋王朝大面积改土归流，大兴科举，以朝廷流官取代当地豪强管理地方，削弱了地方豪强的政治影响力。
为了使地方豪强不至于因为军政强权被剥夺而心生怨恨，宋王朝执行了不限兼并的土地政策，鼓励商业交易，在经济上确保了地方豪强有优渥的经济条件，安心于做一个富家翁。很多解甲归田的勇士，原本对回归田园的生活有抵牾的态度，回到地方没几年，就会逐渐适应并且喜欢这样的富贵日子，不愿意再到战场厮杀了。
（游牧民族对汉民族没有了敬畏之心）
宋王朝重视文教，各地开办了很多书院，朝廷又鼓励读书人做官，“书中自有黄金屋，蜀中自有颜如玉”，以致于宋王朝文教鼎盛。可是，同时社会上却因为官府的引导，形成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间心理认同。为了削弱地方，宋王朝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执行起了募兵制，且将之作为维稳措施之一。
从以上可以看出，华夏民族的畏乱心理，发展到宋代，几乎达到顶峰，所有的制度设计都遵循着削弱地方活力，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再次出现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初衷。如此文武失衡的结果，导致了文官集团的一家独大。文官集团缺少制衡，极容易出现权臣，由此而又引发党争。宋王朝最终灭亡，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因素有莫大关系。
宋朝这样的国策，后人总结出了四个字“守内虚外”。宋朝将绝大多数精力和能量，都用于对内的布控和维稳上，以致于中央禁军数量达百万之巨，却因为多是从流民中招募，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同时，耗费了国家大量的钱粮。为了应付越来越大的政府花销，宋王朝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其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可少的。有宋人传记称，“我朝课赋之重，数倍于前朝”，宋王朝的横征暴敛，使得有宋一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宋王朝用大代价取得了精英阶层的拥护，却对底层百姓苛剥严重，导致底层百姓没有多少家国情怀。在金军南下时，很快就出现了大量的土匪、伪军等，附庸着金人的进军，在各地烧杀抢掠。各地本来军力薄弱，官守都是流官，也缺少守土安民的责任感，因此金军南下时除了在真定、太原等地遭到一些抵抗之外，其余地方几乎都是望风而降。宋军最有战力的是西军，却被狡猾的金军锁在潼关以西，不能尽出精锐以与金军争雄。
（北宋民军自发抵抗）
金军的斩首战术，也使得宋王朝的防御、反击组织工作限于崩溃，失去了中央统一调度后，各地乱作一团，给了金军乱中取胜的机会。江淮一带水网密布，原本是阻击金军的理想战场，可是金兀术带着1500骑兵纵横江淮，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此时的北地民众，原先痛恨宋王朝的剥削搜刮，金人到来后竟然得寸进尺，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宋有搜刮之苦，金有不仁之恶，两相比较之下，沦陷区的民众怀念起故国来，见到南宋使者，未尝不涕泪说：“此南朝佛国来使也！”。岳飞北伐时，北方沦陷区民众热情响应，接连河朔，数十万人参与反抗金军的起义。 当金人决策失误，没有在整个宋王朝乱作一团的情况下，坚定灭宋的信念，在遇到一点挫折后，就选择北撤与蒙古开战，宋王朝终于获得了难得的7年喘息时机，得以从容构建新型的军队和防御体系。当金军再次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南方时，宋王朝已经足够与金军平分秋色了。
（金国灭亡后南宋面临的形势）
至于宋王朝打不过蒙古，就更是一系列内政外交失误造成的结果了。
南宋王朝末年，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抗蒙英雄。蒙元帝国攻打南宋王朝，耗费时间最多，还搭上了一个蒙古大汗和很多宗王贵族将领，以致于蒙古的“忽里台大会”上，各位蒙古贵族都视南征为畏途。忽必烈获得帝位后，原本也没有想过要征服南宋，真正让忽必烈动心的是南宋的降将刘整的谏言。忽必烈建立了大元，自视为华夏正统，刘整却对他说，南方还有宋室，海内尚未一统，而谈正统？大英雄建功立业，当混一南北，克成一统，垂名万世。同时，刘整还和盘托出了南宋江防虚实。忽必烈由此再度决定征讨南宋，且以刘整为先锋。
这个刘整原是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后来跑到了南宋，被称为“归正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态度时好时坏，有时候甚至还把归正人给送回了江北。在政府官僚系统中，归正人也是一个不受待见的群体。在党争的背景下，归正人是第一批被排挤的对象。刘整当时是四川泸州军区的负责人，以泸州以及附近30余城投降蒙古。后来虽然宋朝军队收复了这些地方，但是蒙古军队从此有了刘整的水军，并且知道了南宋的虚实。忽必烈放弃从四川往东打的作战计划，改而从襄阳突破，顺流而下直下杭州的决策就是刘整建议的。
（攻宋军队的主体是汉人）
蒙古人打南宋，在南宋的战场环境下，靠蒙古人的快马弯刀肯定是不行的，实际上攻打南宋的20万蒙古军队中，有15万是汉人军队，南宋在实际上是被汉人军队所灭亡的。忽必烈又采纳了正确的建议，攻略江南不事杀掠，使得攻取江南的军事进程很快。张弘范镇守杭州时，曾有江南民众起义，被镇压后张弘范只诛杀了起义领袖，而没有牵连无辜。因此江南一带的经济、民生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
南宋政府最后几年时间里，因为国土面积越来越小，海外贸易也被蒙古西征所断，财源枯竭，已经难以维持高强度的战争了。南宋朝廷以江东区区之地的赋税，勉力支撑着战场危局，终于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降低很多。因此，南宋军队的作战意愿本来就不高，在内部党争、外部忽必烈的攻心政策之下，南宋在抵抗几次惨败后，选择了归降蒙元。
至此，自唐末大分裂已经400余年的华夏神州，在蒙元帝国的弯刀之下，再次获得统一。这次统一是迫切的，也是很及时的，如若让这种分裂状态既然延续下去，周边少数民族的战略潜力越来越大，中原王朝力所能及的辐射范围，只能限于汉地十八省了。元朝重新制定了制度，建立了秩序，中华一统终成惯性，延续至今。蒙元的很多政治制度也传承到了今日，如行省制度。
首先感谢邀请。
此消彼长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北方的游牧名族从汉末开始，大多接受了中原文明。到了五胡乱华时期，这些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采用汉制、吸取中原的先进文明成果，因此变的强大起来，待到宋朝时期，基本实力和宋不相上下。当然宋朝初期本身实力很强大，但此消彼长。
野心不足
比如南宋的赵构，对他来说：“打仗是不可能打仗的，别人打我我就议和，没事再割地上贡来维持生活这样子”。当时南宋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与金一战的实力，偏安江南的宋朝在初期的经济并没有入不敷出，反而是略有盈余的。而反观金，金虽然吞掉了宋朝在北方的领土，但是金相对于宋朝落后的文明和制度，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战乱后取得地区的经济，军事补给上并不见得比南宋有太多优势。与金一战，未必可败，但是当家的没那个野心。
制度缺陷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发达的时期之一，但是在军事上却频频失败，自从秦制以来，中原皇朝就面临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内宦外戚之乱、藩王之乱、皇后篡政、将领叛乱。尤其是，唐朝自安禄山之乱以后，将领叛乱，到五代十国，层出不穷，随时就会亡国——宋朝本身就是将领叛乱篡国而来。所以，宋朝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就是文官治国。但是由于制度没有完善，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有宋一朝，虽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军事战斗力上却每况愈下。终宋一朝，很少出现将领叛乱。这就是代价。
以上就是我认为宋朝终究不能彻底打败金和蒙古的三个原因。不足之处欢迎各位大神补充。
我是喜欢历史得搬砖工，我来回答。
我个人觉得宋朝之所以打不过金朝和蒙古，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国家制度
熟悉历史都知道，宋朝是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得大乱之后建立得朝代，自960年，后周诸将发动了历史上非常有名得陈桥兵变，赵匡胤被迫黄袍加身，登基称帝。不过与其说被迫，还不如说是赵匡胤蓄谋已久，引导了当时当兵的拥立他称帝，在那个年代，有兵权就可以掌控一切，于是就在这样得一个背景之下，老赵背叛了他的雇主，自己当上了皇帝。于是有这样得经历，老赵登上皇位以后，天下笃定，其实北方大部分还是没有收回来，南方基本统一，于是这个时候，为了防止同样得事情上演在他老赵自己头上，老赵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得戏码。当然了比起绝大多数开国皇帝，老赵算仁慈了。于是从他开始宋朝就有一个传统，重文轻武，以至于在宋朝当武将，其地位是远远不如文官，出门打个仗，还得让皇帝出注意，所以这在这种制度上，决定了宋朝军队建设体制得缺陷。
第二、地理位置
由于老赵登基之后，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回，结果就一蹬腿走了，而他得弟弟也就是赵光义想像他哥一样，干点事情，当然最大得事就是收回燕云十六州，结果浩浩荡荡出去，自己最后身中一箭，狼狈逃了回来，从此以后，赵光义就再也不谈收复燕云十六州，我们再看看这十六州是宋朝北方得屏障，如果收不回来，宋朝得北方门户洞开，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也就是辽国、金朝以及后来得蒙古，可谓一马平川，那么宋朝就只能靠人去挡，不过古代，要想用步兵去抵御骑兵，那是相当困难，因为宋朝在南方，自己就不能发展骑兵，所以两宋从头到尾就只能用步兵打北方的骑兵，当然打不过，所以败绩累累。
以上观点均是个人看法，有什么不足希望给位可以多多交流学习。
宋朝军队打不过金国和蒙古，有很多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1.首先，从军事力量上看。
金朝女真族和元朝蒙古族，都是生活在北方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马匹多，并且都是优良的战马，这就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军队都是骑兵部队。而宋朝，马匹甚少，军队以步兵为主。两军交战，步兵和骑兵对阵，肯定骑兵占据优势，并且骑兵进攻速度快，一番冲击，就可冲垮步兵阵营。所以宋朝的步兵部队很难打得过金、元的骑兵部队。
其次，从宋朝的自身角度看。
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始，就降低了武将的身份，一直重文轻武。若有战事的时候，军队的统帅都是朝中文臣，缺乏统军作战的能力，就算有武将，那也只充当副手。一旦打起战来，主帅副帅意见不一，对部队的指挥难以掌控，以至于下级部队对上级的作战命令不知道听谁的好。还有一个，就是宋朝中央对部队的将领调动频繁，生怕一个将领在部队里待的时间久了，生出事端来，所以经常调动，以至于形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一有战事，将领很难指挥部队。所以宋朝的这些问自身题所在，导致了对金、元的战争失败。
最后，从双方的实际角度看。
不管是金朝还是元朝，一直都是开拓疆域的，金朝自从灭掉辽国后，就开始将矛头指向南方的宋朝，元朝亦如此，灭金征西，最后向宋朝进发。不难看出，这都是早有准备的，各自都想灭掉宋朝而建立自己的王朝。反观宋朝，基本上就是你打我，我反击，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我打不过你，向你议和这种状态，给人软弱的一面，很少有主动出击开疆拓土的，缺乏一种尚武的精神。
与军队的战斗力无关。宋朝的失败源于赵匡胤拥兵废主自立，深恐手下武将效仿，重文轻武，以不知兵的文官摄理军事。侍武者亡，侍文者灭。秦朝是侍武者亡的代表，宋朝就是侍文者灭的代表。游牧民族善骑射，但宋朝军队恰好在弓弩上远强于对手。南宋吴阶在和尚原、仙人关两次以数千涣散之兵、万余势弱之勇以少胜多，大破数十万金军，兀术仅以身免，比之精练之岳家军强百倍之战绩。刘锜以步兵大破金军铁浮图。钓鱼城蒙哥丧命。襄阳城坚守八年之久。不是兵不利，而是朝政腐败，文人治军的结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但二者却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
联蒙灭金是南宋末年临安朝廷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军事外交战略，以报靖康之耻。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年)，金朝政权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夹击之下终告灭亡，结束了宋金之间长达100余年的对峙。
但这一结果对南宋而言并非福音，因为继而面对的是比女真人更为强悍的蒙古人。蒙古人在灭亡金政权之后并没有停止南下的步伐，而是继续南进。将灭亡南宋政权作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事实上，南宋政府一直在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对蒙对金的策略，而“联蒙灭金”决议的出台也是几度峰回路转，最终在很多意外事件的促成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不得不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而且从过程来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联蒙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
事实上，早在南宋初期，宋朝便开始有人开始注意到蒙古这支力量的存在，并试图借助蒙古与金国的矛盾为对金外交服务。
著名文学家洪皓便是第一个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员。他曾经在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时被扣留，在被羁押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金国的情况，并设法托人将他的书信送到宋廷。其中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书信中提到了金国“彼方困于蒙兀（蒙古）”，但此时宋廷已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无意于北伐收复故土的大业，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刘锜、吴璘便传檄蒙古、契丹诸部共同攻金。但此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不足以成为一支可以凭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国、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与蒙古取得直接联系。
到了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但此时部分南宋官员却开始有些担忧。早在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左相的余端礼就向宋宁宗指出：“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宋宁宗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可，并命余端礼私书密谕沿边诸军加强戒备。
而在次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宋宁宗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可见，此时南宋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蒙古可能才是未来的劲敌，不得不谨慎应对。
到了13世纪初的时候，蒙古诸部逐步完成统一，已经达到了与金国分庭抗礼的程度。正好南宋方面当政的韩侂胄亦通过北伐缓解内部矛盾，便趁机发动了开禧北伐。从之前南宋主战派的言论来看，蒙古已经成为他们非常重视的一支力量，至少可以在北方牵制金军相当的兵力。但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以及“嘉定和议”的签署，南宋再次终止了联系蒙古的尝试。
3起因
在宋朝历史上,借助军事同盟以达到消灭敌国而最终盟国演变为更强大敌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与女真结盟而消灭辽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宋与蒙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金国犯下一连串的错误，最终使蒙古坐大，成为一支新兴的主导力量。这一军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对南宋而言。有其几方面的原因：南宋的复仇意识；金朝错估形势,将可能的盟友推向敌方；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图,南宋朝廷上下并非无所窥测。面对蒙古汹汹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南宋朝廷有两派意见,一者扶持金朝,以之为对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认为应趁此机会灭亡金朝,并由此振奋精神,再图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图。
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乔行简的主张,在宋金世仇终于可以得报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赞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 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虽然南宋朝廷意见不一,但也都认识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为凶恶的敌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问题的看法。对金朝的态度，不同于与其他周边政权。由于金兵南下，掳取徽钦二帝北归,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对金人恨之入骨，宋朝虽多年积贫积弱，但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南宋朝廷认为皇室被掳，财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赵构南逃。才为赵宋王朝保留一缕血脉,但也仅能偏安东南一隅。多年来兴兵动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灭金目的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却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大多数人认为乔行简的看法是过于冷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耻,自然能得到众人的赞同。因此“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
将来还要长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纳大量岁币。为报靖康之耻，最终选择了不与金朝结盟。在战争开始,金朝灭亡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即使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对于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也提出应该谨慎对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在南宋朝廷内部,虽然“灭金的声音很响,但”联蒙“的策略一直没占上风。但是最终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夹击,使金朝走向灭亡，主要是金朝错估形势，无视南宋朝廷的争论,根本没有想到宋朝也会存在有利于金宋联合的因素,更没有想到去争取宋人联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断绝岁币的输纳后,大为不满。盲目南下争夺地盘，将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敌人一边。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4经过 疲夏削宋：金国自取灭亡之道
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开始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金朝南迁后地域狭小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
如果金国能象征性减免部分岁币，史弥远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即若离的宋蒙关系
嘉定四年（1211年），余嵘奉命出使金国。此时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从前线逃回的金国溃军，便想去前线查看交战情况并趁机与蒙古取得联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图被金人察觉，最终无功而返。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也就是说，早在“联蒙灭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蒙古的危害，虽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都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此时，宋廷对蒙古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军攻击济南时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请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达濠州时被南宋边防军驱赶，后被金人所获。
金朝在与西夏友好关系破裂、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请求议和。但金宣宗在议和之后,却又南逃汴京。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议和缺乏诚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锋直抵河南。在西夏骚扰、蒙古进攻的外部打击下，金朝内部也不平静，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不断进攻等,金朝已经面临三面被困之势,唯有南边的宋朝还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与金朝和约撕毁之后,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虑巩固原有与南宋关系,建立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联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蒙古。但金人对南宋不屑一顾,借南宋拒绝输纳岁币之机,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最终将宋朝推向敌人一边,造成四面受敌之势。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认为,金朝迁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盘非常之小,于是主张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在这种朝议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输纳岁币为由,于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发动对南宋的战争。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夺取南宋淮南之地,作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补偿;二是河南一路难以应付包括战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财政已经十分窘迫,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财物,解决财政危机。
战争的形势并不如金人估计的那么乐观。最初,金人虽然占领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县,但很快被宋人收复,随后,宋金边境陷入长期的拉锯战中。金兵在攻宋战争中没有占到便宜,试图夺取淮南以为缓冲之地的计划落空了。对此,金朝内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5]认为金人夺取淮南以后,宋人必会拼死相争,金人将陷入无休止的宋金战争之中,若是不能夺取淮南之地,害处将会更大。因此极力反对攻打南宋。
但这样的声音在金朝朝廷之上毕竟微弱,战争如期进行。金朝不但没有夺取淮南之地,倒是丧失了许多有生力量,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后,曾多次失败,金人丧失兵马难以统计,“士马折耗,十不一存”[6]。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马损失,却并未能夺取淮南之地,也没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纳岁币,反而损耗了淮北原有物资,增加了战争负担,使金朝在对蒙战争中更加处于下风。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说，这一阶段宋蒙之间的联系比较频繁，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虽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带回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对宋廷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关系迅速降温。恰逢此时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无奈金国当权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面而力加阻挠，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此后，南宋对蒙古愈加冷落，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转运使赵汝譡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赵葵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无计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假道攻金”的意外成功
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势严重受挫，在攻打庆阳、卫州、潼关等诸战役中接连败北，“假道灭金”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攻克凤翔后，窝阔台召集蒙古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最终通过如下决议：拖雷率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水，迂回四川后沿汉水之下，进入河南，从背后攻击金军，而窝阔台率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斡晨那颜率西路军由济南西下。当然，蒙古一开始还是希望南宋能够主动借路，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李邦瑞使宋，虽然这次南宋接纳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请求遭到南宋拒绝。
或许，这时候拖雷就该意识到自己处境之危险了。其实，窝阔台的本意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所以“借路”决议一出，窝阔台便将此计划公诸于众，很快金国就得到了消息，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
另外，虽说金国之前所作所为实属自绝于宋，但宋廷却并没有激于义愤，反而想帮金国守好后门，以期延缓金国的灭亡。不得已的拖雷只能诉诸武力强行叩关了。
绍定三年（1230年）蒙军进攻凤州后，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郭正孙就根据蒙军游骑动向推断出蒙军必将由东道入宋境，但桂如渊却接受了蒙军“必自西入宋境”的错误意见。这似乎已经注定悲剧即将酿成。
绍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军果然从东道入境，一时之间宋军来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睁睁看着蒙军入境。更为恶劣的是，桂如渊此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逃到合州躲了起来。后来局势恶化，又主动为“借路”蒙军提供粮草和向导，蒙军顺利的通过了四川。
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又急令京湖制置使陈赅领兵增援四川。但陈赅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以为只是蒙古游骑前来骚扰，只派了三千人前往金州。很快，蒙军击败金州宋军，迅速沿汉水直下京西南路。此时陈赅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调孟珙前去拦截，但为时已晚，逃过孟珙追击的蒙军顺利进入金国境内。
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很快，疲惫不堪的蒙军就发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以逸待劳的15万金军。原来，窝阔台也没有按原计划进攻潼关、牵制金军，而是按兵不动长达四个月之久，使得金军在得到蒙古“借路”的消息后，立刻调重兵南下布防。
很快，4万蒙军被15万金军团团包围，在金军的持续打击下，蒙军处境愈发艰难。但由于主帅完颜合达、副帅移剌蒲阿之间相互掣肘，金军数次贻误战机，最终让拖雷等来了一场救命的大雪。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军自进入中原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气，以致“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常年生活在塞北，比较适应这种天气，拖雷于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击，在三峰山之战中大败金军。
窝阔台得知三峰山大捷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与拖雷会师后不仅没有继续发动攻势，反而在局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率领大部分军队北返，并在归途中毒死了拖雷。但即使这样，金国赖以生存的关河防线已经残破，精锐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联蒙灭金”决策的最终形成
对南宋而言，此时的金国已经没有作为屏障的价值了。就在这时，联蒙灭金开始成为主流观点。按照《宋史·理宗纪》以及《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绍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军再次进攻金国的时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围攻开封，但具体情况语焉不详。最后开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蔡州。
但气息奄奄的金国并没有放弃。之前完颜仲德提出过“进取兴元，经略巴蜀”的建议，只是当时金哀宗被蒙军一路追杀无暇顾及。待逃到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实施此计划，并以蜡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另外，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收拢溃军十万人，意图西进以迎金帝入川。
但此时南宋不会再给金国任何机会了。朝廷得到边报之后，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州，后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见形势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带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南宋不出兵，可惜为时已晚，此时的金国已经不具备作为“唇”的实力了。不过，史弥远也很犹豫是否要跟金国“连和”，以致廷议未决。
于是，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问计于孟珙，孟珙说了如下一番话：“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这也就是说，南宋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孟珙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之后，史嵩之又说服史弥远做出联蒙灭金的决定。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2万运粮30万石北上，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5后续
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
当年四月孟珙归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或许这也是对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6影响
在蒙古铁骑南下,内部叛乱频仍的危急形势下,金朝朝廷上下没有依靠和笼络周边政权尤其南宋,稳定后方,没有抓住有可能消除内乱,进而积极备战,抵挡蒙古大军的南下的有利情形。而选择不顾南宋朝廷当时在对金朝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为了岁币之事而攻击南宋,将可能的盟友推到对方,自己亲手造成四面受敌的困境。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金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蒙古消灭已是迟早的事,毕竟当时的金朝已经丧失了东北、山东等地,西夏的同盟关系业已破坏,实际控制区域只有河南一地的数个州府。蒙古政权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而将主力调离准备西征,仅以偏师以骚扰金朝。对蒙古来说,消灭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与南宋建立军事同盟。而南宋在强大的蒙古面前,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势力南下。名义上的同盟关系,只是为了让蒙古在灭了金朝之后,稍微停顿一下南下的步伐,让南宋可以多苟延些时日。“端平入洛”事件就证明了南宋所能做的也就这些,一旦希望有所动作,则必然遭致蒙古的打击。
对南宋来说,与蒙古结盟并非多么高明的举动,只不过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却迎来一只壮年的虎罢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朝廷上下报仇心切,而金朝也不能调整政策,自己打破与南宋的和平关系,再加上蒙古势力确实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所能做的,也就是与蒙古结盟消灭金朝了。
因为燕云十六州丢了，没了出良马的基地，导致宋军机动性的丧失，所以胜仗只是击溃对方，败仗却被对方追着屠杀。纵观宋史，其实宋军还是胜率稍高，只是物质及兵员的交换比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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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理解
宋朝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一个十分经济十分发达的朝代。在宋朝时，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济总量来计算，宋朝的经济总量比今天的美国还要美国，铁产量在当时比几百年后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开始都多，这是一个开了外挂的国家。如果说美国今天的军费开支多的话，宋朝就是一个超级多的国家，军费开支直接占据了三分之二，这样弄钱喂出来的军队，战斗力想必也不会很弱。但是，为什么堂堂大宋朝会败给少数民族的政权呢？这其实都是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宋朝的军队弱吗？
- 不弱，反而很强大
- 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谁?没错，是赵大叔，赵大叔可不简单呀，一个将军混成了皇帝，你说当成了皇帝之后，他会不重视军队吗?人家是深有体会，只要你有强大的军队，你就是皇帝
- 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俗称“职业军人”，你只要给我好好训练，吃的玩的用的，全都不用操心，国家有钱。所以说，宋朝的军人可是非常专业的，可能不像某些抗日神剧中的士兵那么厉害吧，但是还是可以的
- 在宋朝时期，宋朝的军队已经是开始玩热兵器了，在冷兵器的时代玩热兵器，这可是人民币玩家
究竟是何原因让大宋王朝拥有强悍的军队还如此失败呢？
- “百无一用是书生”
- 宋朝的开国皇帝就喜欢只读圣贤书的白白嫩嫩的书生，他们好管理，而且上战场也是由一个文官，很白的文官，带领一大帮浑身肌肉的士兵去打战，这能打好吗？
- 宋朝的体制，兵权一分为三，谁也不服谁
启示
我们在军队的管理上，一定要保证军队忠诚的同时，一定还要保证制度的优越性
宋朝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有很多人都说宋朝社会是最接近于近代社会，所以很多“宋粉”都为宋朝的灭亡而感到可惜。 其实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与汉唐等大一统的王朝不同，自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完全统一。 比如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宋朝开始不久就成立了西夏政权，而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则一直未能收复。 所以说宋朝自开国以来，就不断的面临着强敌的挑战。宋朝的主要对手先后是辽国、金国和蒙元帝国。 辽国其实开国时间比宋朝还要久，而且自从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宋朝北方的边境一直是无险可守，所以辽国也屡次派兵南下，想要吞并中原。 然而，自从澶渊之盟过后，辽国和宋朝相继意识到双方的力量相当，于是在此后的百年里，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直到辽国灭亡。 在辽国之后和宋朝对峙的是金国，这也是一个强悍的对手。金国自从完颜阿骨打崛起于东北，一路势如破竹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压服西夏和高丽，将宋朝的势力范围限制在江南的半壁江山。然而，直到金国灭亡，也没能将南宋吞掉。 在金国之后，蒙元帝国崛起于北方草原，联合南宋灭掉了金国，称霸北方。原本蒙元帝国和南宋划江而治，仿佛是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对峙的情况又要重演。然而这一次，蒙元帝国灭掉了南宋，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作出过不同的解释，今天在这里从军事的观点出发，解释一下蒙元帝国为何能够灭亡南宋。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蒙元帝国进攻南宋，并不是只从北方进攻，而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 东边，蒙元帝国在灭亡金国之后，已经掌控了从山东到江苏的大片领土，所以一直有军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南宋。 西边，蒙元帝国先后征服了吐蕃、大理国，甚至攻破了交趾国，夺取了陕西四川，从这个方向进攻。 北方，蒙元帝国灭亡了西夏和金国，完成了从蒙古草原一直到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统一，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看到，当蒙元帝国与南宋进行决战之时，周边所有的对手和屏障都已经被蒙元帝国悉数荡平，只剩下南宋半壁江山，所以从军事上看，蒙元帝国已经形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围之势，无论在哪一个方向都可以进攻。 辽国和金国虽然是宋朝的强敌，但同时也是宋朝的屏障。在蒙元帝国联合南宋进攻金国的时候，金国的皇帝写信给南宋，告诉他们“唇亡齿寒”，让南宋不要联合蒙元帝国，南宋君臣没有听，就像多年以前金国和北宋联合进攻辽国的时候，辽国君主也给北宋讲“唇亡齿寒”，北宋君臣也没有听从，结果北宋为金国所灭，南宋为蒙元帝国所灭，真的是“唇亡齿寒”啊。
一：宋朝不可能像汉唐时代通过大规模养马来解决马匹问题。而通过边境贸易的方式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马匹问题，远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因此宋朝不可能建立足够数量的骑兵。这也成为后来宋朝对外战争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宋朝的经济，应该说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宋朝以前的王朝和宋朝以后的王朝都难望其项背。然而宋朝高度发达自由化的经济形态既是宋朝对外战争的有利条件，但更是宋朝相对蛮族政权最大的弱点。
三：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最终选择“重文轻武”国策。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主要原因便在于宋朝太过于重文轻武了，毕竟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是后周的大将，结果发动了陈桥兵变，来了个黄袍加身，登基称帝，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宋朝。
而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便对武将极为忌惮，干脆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所有武将手中的兵权收了回来，将他们打发回去养老了。而也不知是不是基因遗传的缘故，宋朝之后的皇帝，皆秉持着重文轻武的传统。
故导致宋朝经常是无将可用的地步，而军队也缺乏训练，也因此成了散兵游勇，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这也是之后宋朝被金军打的溃不成军的原因，甚至北宋也因此被灭，若非有岳飞等名将挺身而出，恐怕宋朝早就已经被灭亡了，但最后岳飞的下场是何等的凄惨。
可即便如此，宋朝重文轻武的秉性依旧未改，再加上南宋后期并无名将出世，而在没有名将的领导和训练下，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又怎么可能抵挡蒙古铁骑呢，故最终南宋还是被蒙古所灭！但其实有很大原因宋朝是亡在自己手里，毕竟若有如岳飞那般的名将领导和训练军队，那么宋朝至少不会灭亡，所以说到底还是宋朝皇帝自己作死，怪不了别人。
其实宋朝的军事实力也不弱了，面对蒙古的进攻，宋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多年，而蒙古灭金国只不过十多年，灭西夏也只有六年，灭花刺子模只用了一年。之所以军队屡战屡败是因为宋朝军队的编制问题。宋朝正规军分为“厢军”和“禁军”两部分。厢军是地方守备部队，禁军是专门守卫京师的禁卫军。宋朝为了不让地方军队过于强大威胁皇室，每年都会把厢军中强壮和精干的士兵挑选出来加入禁军，以增强中央的实力。而且宋朝规定：一个地方的守将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三年后必须换地方。以防止守将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会形成军阀集团，脱离中央的控制。毕竟宋朝就是这样起家的一直军队打仗靠的是主将和士兵的良好的配合，而主将不熟希士兵，士兵不认识主将的军队又怎能打胜仗。其实宋朝前期和后期的军队素质还是不错的，只是没个会打仗的统帅。像岳飞，这个宋朝历史上的名将，他的军队不是政府军，完全是他自己征集，自己训练的，所以他熟悉他的军队，他的士兵也熟悉他的战略战术，两厢配合的好就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PS宋朝对外战争胜率保持在70%，之所以被蒙古灭亡，“武器的批判不能带地批判的武器”在真正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因为蒙古人太强大了。
两宋的军事实力其实是不弱的，要不然怎么能存在300多年，宋朝也是有强军的，陕西西军就是，成就了河湟开边，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开疆拓土。至于为什么打不过，用一句俗语那就是，一头狼带领的一群羊是可以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狼！更何况，金国和蒙古是一头虎带领的一群狼。多说几句女真完颜吧，他们起底按出虎水，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一带，生存环境的恶劣还有辽国的压迫，让这个民族磨炼了铁一般的意志和战斗力，生存环境越恶劣战斗力越强，生存环境越安逸战斗力越弱，后世的那个爱新觉罗是根本没法和它比的。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女真将领的指挥能力是处于当时的平均水平线以上，都是从小就练起来的，士兵也是耐苦战敢拼命，上马就可以做重骑兵，下马就能当重步兵，反观宋朝，除了宋太祖那时候还保留着相当多有战斗力的部队，太宗以后就全靠西军了，关键是宋朝皇帝还整天防着当兵的，这样的宋朝能打得过虎狼之师嘛！至于蒙古，一句话就够了:灭国40！那个时代除了大海对面的日本没打下，陆地上的没有一个能幸免。
1.宋军军战相对较弱，有崇文抑武的原因，更重要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花了许多的冤枉钱。再加上时战是和，举棋不定，缺乏稳定而贯彻的对外方针，往往是得过且过，习惯于临时抱佛脚。内部的党争，也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这让宋朝有着压倒性的经济实力，却败于辽国，西夏，金国，乃至是后来的蒙古。
2.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将兵法，禁军厢军相互制约，以文制武，就是为了克服募兵制的弊端。但是募兵制有着太多的缺陷，士兵多是招募而来，讲究的是当兵吃粮。这样的军队，需要时刻用金钱去拉拢，一旦朝廷财力紧缺，军队对朝廷的忠心就下降。这样的军队，是最没有信仰的军队，典型的有奶就是娘。今天为了金钱可以为朝廷效忠，明天就可以为了金钱向朝廷出击。常胜军、义胜军，就是这样的例子！
3.大宋有流行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鼓励“乞丐”和“闲散人员”的人来当兵，当兵本身就是就业，是缓解灾害，缓解土地兼并的手段。结果缓解了就业问题，可是士兵战斗素质却是下降了。
4.宋朝门阀世族消亡，文人集团崛起，强干弱枝也随之发展到了极点。渐渐的形成了地方上，财力、兵力、司法、行政等，不是相互制约，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下降；便是地方部队，实力虚弱，财政紧张。政府开始由强干弱枝，渐渐变为了弱枝弱干。中央禁军都是废物，与金军一战之下，尽数覆没，无力保护地方；而地方财力、兵力缺乏，又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此时面临攻击，危在旦夕。
一，宋朝立朝之初就失去了战略位置燕云十六州。失去了牧场和草场来源，等于失去了战马的来源，缺少马怎么组建骑兵大规模反攻？所以先天就不能胜。
二，严重重文轻武，武将掣肘太多。赵匡胤为了消除地方武装对中央皇权威胁，订制出一整套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措施。使军队内部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所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铃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末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
再加其弟弟赵光义所订制的“将从中御”的政策。当部队出征时，他总是预授将帅阵图。这种做法违背了因地因时便宜行事的指挥作战的起码要求、而由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固，错误地钳制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
极大地扼杀了主将战场上临机应变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做法并被其后代继承了下来。使北宋兵多而无所用，连吃败仗是必然的。
三，冗官、冗兵、冗费。
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军政腐败。
四，统治者尤其末代统治者安于享乐，如宋微宗不思理政，整天想着奇石异草，沉迷艺术。上行下效。皇帝都去搞艺术，贪图享乐了，怎么强国。。我们可以看一下宋徽宗在位的所作所为，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同时在民间妓馆中寻花问柳，浪荡无度。